身份政治最初由黑人民族主义、黑人权力和女性解放运动发展而来，自此逐渐把持了公共广场。它把对种族、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和其它身份主义范畴的关注，同一种受害者政治结合起来。身份主义世界观的基石在于以下断言：美国在其核心处，与它的平等主义信念宣示相反，是一个压迫某些群体的种族至上主义政体。根本上说，身份政治应当加以抵制，不是因为它替那些受过不义对待的人鸣不平，而是因为它腐蚀爱国纽带，培育仇恨，推销文化分离主义，要求特殊待遇而非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从而对共和国的自治构成威胁。
因此，人们可以从黑人权力中找到我们今天所谓身份政治的核心成分：控诉美国是一个根本上无可救药的种族主义国家；对白人恨之入骨；支持文化分离主义，拒斥同化和融合；要求色敏性承认、优先待遇和积极权利，而非在色盲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其它身份主义运动均沿用同一套脚本，进行简单改编后便用于自己的目的，比方说对于激进女权分子而言，美国是一个根本上无可救药的男权制度，而男人则是仇恨的标靶。黑人权力缺少的只是同其他受压迫身份群体团结一致的表述，尽管如上所述，这一表述出现在早期的其它身份主义运动中，并且迄今仍为当代身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自从身份政治在1960和70年代首次成形以来，在身份主义思维中只出现过一次值得注意却无比重要的发展，因为它允许身份政治获得了今天所拥有的权力。在身份政治最初的迭代里，压迫者群体，不管是白人、男性还是直男，统统遭到申斥、诽谤和谴责。身份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敌人在推进他们的利益上基本没有发挥过任何建设性作用。考虑到黑人运动通过竞争性人种政治学的透镜来看待世界这一事实，预计白人在这方面应该会同其他所有人种群体一样，为自身的利益而进行激烈斗争，并且会继续漠视其他群体的困境。正如卡迈克尔和汉密尔顿在其著作的开章中问到的： “白人，尤其是自由派白人，会谴责自己吗？他们会停止责怪黑人，而开始责怪自己的制度吗？他们能有羞耻感吗？可以把它变成一种革命情绪吗？我们黑人发现他们通常不会谴责自己，因此必须由美国黑人来做这件事。”
卡迈克尔和汉密尔顿搞错了。白人，尤其是自由派白人，不仅对谴责自己和自己的制度得心应手，而且对批判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文明，自己的宗教，自己的种族和自己的性别驾轻就熟。没错，他们现在对自己据称的特权，作为白人或者其它方面的，伤透了脑筋。他们谈起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性恋)症和恐变(性恋)症时，用的是原罪的语言。他们接受了身份主义者对美国的批判，并据此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身份。自由派白人作家尤拉·碧丝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就“白人债务”写道，自己因“种族特权欠下的，可能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而痛不欲生。反躬自省后，她产生了一种“浑身不自在的感觉”，怀疑自己舒适的郊区生活“建立在罪恶的基岩之上”。“白色性于我不是一个身份，而是一个道德问题，”她最后坦承道。
于是乎，身份政治最终被证明是用词不当。因为它起初便是一种压迫政治，而非身份政治，故此并非每个美国人都有资格获得一个可以引以为豪的身份。并非每个身份都被发现是生而平等的，对于那些不属于一个公认受过迫害的身份群体之人，其身份只是为了接受痛斥才受到承认。《纽约时报》的A·O·斯科特在一篇有关斯派克·李《黑色党徒》的肉麻评论中写道：“也许并非每个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但是种族主义是让我们成为白人的东西。”他声称，这是“一个令人相当难堪的严酷真相。”“黑色美丽”现在让位给了“白色丑恶”。事实上就此而言，几乎想不出有一条关于白人或者男性的概括，能够不经公共广场上的惩罚便做出来，不管它有多么无礼、暴力或者不真实。
虽然这种当众鞭挞自己之举并非不带快感，用帕斯卡·布吕克内的刻薄话来讲便是：“自轻自贱明显不过是自吹自擂的一种方式，”但是这项特权被拒绝给予大多数美国人，他们被身份政治置于一个四面楚歌的境地。他们不仅被拒绝给予一个值得羡慕的人种或者性别身份，甚至不准求助于爱国主义，申明拥有一个美国身份。美国这个面目可憎的国家，不值得任何人归附。
如此一来，身份政治必定会生成反冲力。这一反推也许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之一：要么重新拥抱许诺“自由公正全民皆享”的爱国主义、同化主义与色盲信条，要么便是白人身份主义的崛起。假使后者得以发生，那么身份主义运动便会产生出人意料、适得其反的后果。
本文于2019年1月23日发表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上，作者为该基金会宪政政府学院B·肯尼思·西蒙政治原理中心主任与AWC家庭基金会会员戴维·阿泽拉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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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21-11-14 11: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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