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家族三代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

越墮落。越快樂

2010年10月28日下午，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之子梁从诫病逝。消息传得很快又传得很慢，知道的人为之悲伤不已，不知道的人仍旧不知道。  

梁从诫这一生，是追求知识分子良知的一生；尤其是在1994年后，他的整个生命，都在为阻止环境苦难的续发而倾尽其心力和血汗，他在努力给更多的知识分子作出表率，希望“身负知识权力”的人，能成为公众信任的人，替公众请命的人，为公众献身的人。  

每个人的心都敏感，都能感知社会的苦难；每个人的眼睛都锐利，都能发现自然的苦难。发现这些苦难，并把苦难的真相散播于众，进而让有心为之的人，能“起而行之”，为缓解苦难、阻止苦难、追求美好而赴汤蹈火，是知识分子的重要责任之一。  

在很长时间内，梁从诫曾是历史学家、出版社编辑。然而，“自然之友”成立后，他辞掉了公职，抛弃了待遇，甚至可能忘记了“所学专业”。而就是在这时，他慢慢完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升华，从小我走向大我，从大我走向无我。一个人，只有进入无我的状态，他身上的所有思想和智慧，才会得到正向的发挥，成为社会苦难的解除器之一。  

梁从诫的一生，又“薪火续传”着其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生命主旋律。他们的生命似乎只为时代而生，只为奔向社会苦难而去。放眼过去的一百多年，梁氏家族的数代知识分子于中国的贡献，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他们能把生命能量，暖化冰冷者，活化死寂者，热化悲观者，激化漠视者，转化围观者，度化邪恶者。他们用简单却又坚实的生命轨迹，一次次证解着知识分子的人生方程式。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20岁考上举人。当时朝廷主考官是礼部侍郎（后为礼部尚书）李云端。李特别欣赏梁启超的一手好文章，看到那纯熟的文字和老道功力，李以为梁启超是个中年人。待当堂见面，才发现梁启超是个英俊少年，李考官当堂决定，将妹妹赐给梁启超为妻。梁启超毫无选择余地，只有叩头谢恩。  

康梁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随老师康有为出逃日本。在日本办报，初与孙中山合作，后因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着龙袍称帝。梁启超对此坚决反对，动员学生蔡锷将军起兵讨袁。58岁时，梁因病逝世。  

梁启超在日本留学时，有了儿子梁思成。梁思成自幼聪颖过人。当时美国倡议把1900庚子年八国联军的清廷赔款减退，为中国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用这笔“庚子款”建了“庚子学校”，专门培养中国理工人才。  

梁思成和太太林徽音都考入这所学校，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拔去美国继续读建筑。1929年，他们学成返回中国，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抗战前，梁思成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当时月薪四百银元。当时四百银元相当值钱，因一个保姆月薪才两个银元。据可查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年发薪帐目，图书馆长李大钊月薪六百银元，当时任馆员的毛泽东才拿六个银元。北洋军阀政府其实很厚待知识份子。  

“七.七”事变后，梁思成一家逃离北平。他们在长沙租屋住下，但日机第一次轰炸，就把他们的住房炸毁，庆幸那天全家外出。长沙无法存身，全家又移居到重庆乡下。一天，梁从诫问母亲林徽音，如果日本人打到重庆，我们往哪逃？林徽音指着门前那条河说：投河去死！幼小的梁从诫惊恐地拉着母亲的手说：那我怎么办呢？林徽音一字一句地说：国之不存，怎顾得你！她就是这样一位执拗、刚烈的女性，这种刚烈的性格给她一生带来了悲剧。  

1947年底，第二次来美深造的梁思成决定回国，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回去，梁思成只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也要造房子。回国后，他在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教授，夫妻俩全心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他们夫妇深得周恩来器重，不久，梁思成出任了国旗设计小组组长，后又出任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组长。国徽全国招标，林徽音的设计草图一下子“中标”，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画圈同意。  

然而好景不常，很快他们便与官方发生冲突，起因是拆北京城墙。当时的北京城墙可称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城墙，环城长达四十公里，有七百年历史，元朝就开工，明初建成，比明末建的八达岭还早，可谓真砖真墙真古董。官方要拆，梁思成和林徽音都坚决反对，认为无论从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美学价值，或者从给后人留点古迹的角度，都万万拆不得。  

倔强的林徽音直闯当时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跟彭真大吵一顿。彭真说不过林徽音，只得端出“底牌”：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当时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今天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说：可以把它改建成环城公园，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藤，再放上长椅，在各处修登城墙梯道，在交通要道开口通车，这样，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娱乐，又可淡化“封建象征”。  

林徽音一次次打报告，找中央领导都无济于事，最后绝望地提出：拆就拆吧，能不能留下城楼，左右再各留五米墙，给后人一个纪念？但她的话和所有专家、学者们的一样，都一万句不顶一句，因为毛泽东的指示，在那个时候，就“一句顶一万句”了。  

拆墙就在林徽音的眼皮底下开始了。那轰轰的推土机和铲车，像碾碎她的心。还有什么能比捣碎伟大的古迹更能让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学家更心痛！她未曾痊愈的肺病加重了，她的执拗使她怎么也想不通这一切。于是，生气、愤怒、痛苦。在又气又病的夹击下，于1955年溘然长逝。  

怀抱一腔爱国热血的梁思成惊呆了，他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更让他不可理解的事随之而来——横扫千军的文化大革命铺天而至，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游街，最后被赶出清华，下放到江西农场。1972年他死在那里。  

梁从诫身上自小就显现出祖父和父亲的遗传与影响，他也聪明、好学、刻苦。22岁大学毕业，1958年又考上研究生，导师是苏联专家，攻读世界史、美国史，研究罗斯福新政。毕业后到云南大学任教。1962年，刚满30岁的梁从诫调回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准备一展才华。  

但文化革命来了，作为一个名门后代，他自然成了革命的对象。梁从诫的名字变成了“梁三子”：批斗的牌子写着：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批判后，他被下放到江西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一下放就如同抗日战争那么长：八年！专业完全荒废了，世界史淡入记忆深处，“罗斯福新政”在脑袋里旧得发黄，但他学会了种地、扶犁、焊接，会开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他像父亲一样，也有着能工巧匠的素质，居然学得一手好木工，到过他家的朋友发现，那精巧的桌椅柜和书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艺。  

八年后，他被允许返回北京，但没有单位要他。后来，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的阎明复请他去做了编辑。他英语很好，七九、八零年，他有两次在北京为美国访问团会见邓小平做翻译。  

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三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典型中国知识份子的人生道路。他们都不喜欢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门来。谈到三代人的不同，梁从诫曾悲怆地说：一代不如一代。学问祖父最大，父亲在建筑学上很有成就，我只是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比祖父和父亲都深，在社会底层八年，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我们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梁从诫曾说：因为中国政治文化是不能听，也不允许有不同声音的文化。而他们三代人恰恰都说的当权者之外的声音，结果都遭厄运。其实，他们是秉承一片爱国之心。  

梁氏家族三代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

越墮落。越快樂

梁启超百年前之作：《论公德》


論公德 （白话译文附后）

梁启超（1902年3月10日）

    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為群，國家之所以為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動物也（此西儒亞里土多德之言）。人而不群，禽獸奚擇。而非徒空言高論曰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貫注而聯絡之，然后群之實乃舉，若此者謂之公德。
    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發表于外，則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無私德則不能立，合無量數卑污虛偽殘忍愚懦之人，無以為國也；無公德則不能團，雖有無量數束身自好、廉謹良愿之人，仍無以為國也。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闕如。試觀《論語》、《孟子》諸書，吾國民之木鐸，而道德所從出者也。
    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如《皋陶謨》之九德，《洪范》之三德，《論語》所謂溫良恭儉讓，所謂克己复禮，所謂忠信篤敬，所謂寡尤寡悔，所謂剛毅木訥，所謂知命知言，《大學》所謂知止慎獨，戒欺求慊，《中庸》所謂好學力行知恥，所謂戒慎恐懼，所謂致曲，《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所謂反身強恕，凡此之類，關于私德者發揮几無余蘊，于養成私人（私人者對于公人而言，謂一個人不与他人交涉之時也。）之資格，庶乎備矣。雖然，僅有私人之資格，遂足為完全人格乎？是固不能。今試以中國舊倫理，与泰西新倫理相比較：舊倫理之分類，曰君巨，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新倫理之分類，曰家族倫理，曰社會（即人群）倫理，曰國家倫理。
    舊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于一私人之事也；（一私人之獨善其身，固屬于私德之范圍，即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義，仍屬于私德之范圍也，此可以法律上公法、私法之范圍證明之。）新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于一團体之事也。（以新倫理之分類，歸納舊倫理，則關于家族倫理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關于社會倫理者一：朋友也；關于國家倫理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倫，決不足以盡社會倫理；君臣一倫，尤不足以盡國家倫理。何也？凡人對于社會之義務，決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絕跡不与人交者，仍于社會上有不可不盡之責任。至國家者，尤非君臣所能專有，若僅言君臣之義，則使以禮，事以忠，全屬兩個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于大体無關也。將所謂逸民不事王侯者，豈不在此倫范圍之外乎？夫人必備此三倫理之義務，然后人格乃成。若中國之五論，則惟于家族倫理稍為完整，至社會、國家倫理，不備滋多。此缺憾之必當補者也，皆由重私德輕公德所生之結果也。）夫一私人之所以自處，与一私人之對于他私人，其間必貴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雖然，此道德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也。全体者，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
    私德公德，本并行不悖者也。然提倡之者既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若微生畝譏孔子以為佞，公孫丑疑孟子以好辨，此外道淺學之徒，其不知公德，不待言矣；而大圣達哲，亦往往不免。吾今固不欲摭拾古人片言只語有為而發者，擿之以相詬病。要之，吾中國數千年來，束身寡過主義，實為德育之中心點。范圍既日縮日小，其間有言論行事出此范圍外，欲為本群本國之公利公益有所盡力者，彼曲士賤儒，動輒援“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等偏義，以非笑之、擠排之。謬种流傳，習非胜是，而國民益不复知公德為何物！今夫人之生息于一群也，安享其本群之權利，即有當盡于其本群之義務；苟不爾者，則直為群之蠹而已。彼持束身寡過主義者，以為吾雖無益于群，亦無害于群，庸詎知無益之即為害乎！何則？群有以益我，而我無以益群，是我逋群之負而不償也。夫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而逋其所應償之負，于私德必為罪矣，謂其害之將及于他人也。而逋群負者，乃反得冒善人之名，何也？使一群之人，皆相率而逋焉，彼一群之血本，能有几何？
    而此無窮之債客，日夜蠹蝕之而瓜分之，有消耗，無增補，何可長也！然則其群必為逋負者所拽倒，与私人之受累者同一結果，此理勢之所必然矣。今吾中國所以日即衰落者，豈有他哉，束身寡過之善士太多，享權利而不盡義務，人人視其所負于群教員如無有焉，人雖多，曾不能為群之利，而反為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
    父母之于子也，生之育之，保之教之，故為子者有報父母恩之義務。人人盡此義務，則子愈多者，父母愈順，家族愈昌；反是則為家之索矣。故子而逋父母之負者，謂之不孝，此私德上第一大義，盡人能知者也。群之于人也，國家之于國民也，其恩与父母同。蓋無群無國，則吾性命財產無所托，智慧能力無所附，而此身將不可以一日立于天地。故報群報國之義務，有血气者所同具也。苟放棄此責任者，無論其私德上為善人、為惡人，而皆為群与國之蝥賊。譬諸家有十子，或披剃出家，或博弈飲酒，雖一則求道，一則無賴，其善惡之性質迥殊，要之不顧父母之養，為名教罪人則一也。明乎此義，則凡獨善其身以自足者，實与不孝同科。案公德以審判之，雖謂其對于本群而犯大逆不道之罪，亦不為過。
    某說部寓言，有官吏死而冥王案治其罪者，其魂曰：“吾無罪，吾作官甚廉。”冥王曰：“立木偶于庭，并水不飲，不更胜君乎！于廉之外一無所聞，是即君之罪也。”遂炮烙之。
    欲以束身寡過為獨一無二之善德者，不自知其已陷于此律而不容赦也。近世官箴，最膾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夫清、慎、勤，豈非私德之高尚者耶？雖然，彼官吏者受一群之委托而治事者也，既有本身對于群之義務，复有對于委托者之義務，曾是清、慎、勤三字，遂足以塞此兩重責任乎？此皆由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故政治之不進，國華之日替，皆此之由。彼官吏之立于公人地位者且然，而民間一私人更無論也。我國民中無一人視國事如己事者，皆公德之大義未有發明故也。
    且論者亦知道德所由起乎？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故因其群文野之差等，而其所适宜之道德，亦往往不同，而要之，以能固其群、善其群、進其群者為歸。夫英國憲法，以侵犯君主者為大逆不道（各君主國皆然）：法國憲法，以謀立君主者為大逆不道；美國憲法，乃至以妄立貴爵名號者為大逆不道（凡違憲者皆大逆不道也）。其道德之外形相反如此，至其精神則一也。一者何？曰：為一群之公益而已。乃至古代野蠻之人，或以婦女公有為道德，（一群中之婦女為一群中之男子所公有物，無婚姻之制也。古代期巴達尚不脫此風）。或以奴隸非人為道德，（視奴隸不以人類，古賢柏拉圖、阿里土多德皆不以為非；南北美戰爭以前，歐美人不以此事為惡德也。）而今世哲學家，猶不能謂其非道德。蓋以彼當時之情狀所以利群者，惟此為宜也。，然則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苟反于此精神，雖至善者，時或變為至惡矣。
    （如自由之制，在今日為至美，然移之于野蠻未開之群，則為至惡；專制之治，在古代為至美，然移之于文明開化之群，則為至惡。是其例證也。）是故公德者，諸國之源也，有益于群者為善，無益于群者為惡，（無益而有害者為大惡，無害亦無益者為小惡。）此理放諸四海而准，侯諸百世而不惑者也。至其道德之外形，則隨其群之進步以為比例差，群之文野不同，則其所以為利益者不同，而其所以為道德者亦自不同。德也者，非一成而不變者也，（吾此言頗駭俗，但所言者德之條理，非德之本原，其本原固亙万古而無變者也。讀者幸勿誤會。本原惟何？亦曰利群而已。）非數，千年前之古人能立一定格式以范圍天下万世者也。（私德之條目，變遷較少，公德之條目，變遷尤多。）然則吾輩生于此群，生于此群之今日，宜縱觀宇內之大勢，靜察吾族之所宜，而發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進吾群之道，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者，遂以自畫而不敢進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今世士夫談維新者，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此由學界之奴性未去，愛群、愛國、愛真理之心未誠也。蓋以為道德者，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自無始以來，不增不減，先圣昔賢，盡揭其奧，以詔后人，安有所謂新焉舊焉者。殊不知，道德之為物，由于天然者半，由于人事者亦半，有發達有進步，一循天演之大例。前哲不生于今日，安能制定悉合今日之道德？使孔孟复起，其不能不有所損益也亦明矣。今日正當過渡時代，青黃不接，前哲深微之義，或湮沒而未彰，而流俗相傳簡單之道德，勢不足以范圍今后之人心，且將有厭其陳腐而一切吐棄之者。吐棄陳腐，猶可言也，若并道德而吐棄，則橫流之禍，曷其有极！今此禍已見端矣。老師宿儒，或憂之，劬劬焉欲持宋元之余論以遏其流，豈知优胜劣敗，固無可逃，捧坏〔抔〕土以塞孟津，沃杯水以救薪水，雖竭吾才，豈有當焉。苟不及今急急斟酌古今中外，發明一种新道德者而提倡之，吾恐今后智育愈盛，則德育愈衰，泰西物質文明盡輸入中國，而四万万人且相率而為禽獸也。嗚呼！道德革命之論，吾知必為舉國之所詬病，顧吾特恨吾才之不逮耳，若夫与一世之流俗人挑戰決斗，吾所不懼，吾所不辭。世有以熱誠之心愛群、愛國、愛真理者乎？吾愿為之執鞭，以研究此問題也。）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條理即由是生焉。本論以后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為綱，以一貫之者也。
故本節但論公德之急務，而實行此公德之方法，則別著于下方。


译文：
我国国民最最缺乏的东西之一就是公德。那么什么是公德呢？我们说，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就是依靠这个“公德”才成立的。人是喜欢群居的动物（西方哲人亚里士多德之语）。人如果不善群居，那么与禽兽有什么区别呢。不是泛泛空言高论说我们是人群就是人群了，而是因为有一样东西贯穿联络着我们，然后我们才成为了人群，这样东西就是所谓的“公德”。

道德是内化在人的身体之中的一种东西，但它又是表现在人的外在行为上的，所以道德就有了公和私之表现。一个人做到独善其身，那是私德，一个人做到有益于群体这是公德。公德、私德两者都是人所不能缺失的东西。没有私德则不能立，聚合无数的卑鄙虚伪残忍愚懦之人，不能结成一个国家；没有公德则不能聚合，虽然有无数洁身自好、清廉谨慎、愿望良好的人，仍然不能成为国家。我们中国道德的发达，不可谓不早，但是偏重于私德，而公德始终缺乏。看看《论语》、《孟子》等书就可知道，我们对国民的教化，道德的教育往往是最基础的。但其中所教私德占十分之九，而公德仅占其一。《皋陶谟》的九德，《洪范》的三德，《论语》的所谓温良恭俭让，所谓克己复礼，所谓忠信笃敬，所谓寡尤寡悔，所谓刚毅木讷，所谓知命知言，《大学》的所谓知止慎独，戒欺求慊，《中庸》的所谓好学力行知耻，所谓戒慎恐惧，所谓致曲，《孟子》的所谓存心养性，所谓反身强恕。凡此种种，关于私德方面的论述，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对于养成个人的人格，几乎完备了。那么，虽然有了个人的人格，就具备了完全的人格了吗？当然不能。今天以中国的旧伦理，与西方的新伦理来做一番比较：旧伦理包含，君巨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妇关系，朋友关系；新伦理包含，家族关系，社会（即人群）关系，国家关系。旧伦理所看重的是，个人对个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个人的独善其身，纯属于私德的范围，即使一个个人与另一个个人交往的道义关系，仍然属于私德的范围，这个可以用法律上的公法、私法的理论来证明的。）；新伦理所看重的是，一个个人对于一个团体之间的关系。（以新伦理的分类，归纳旧伦理，则关于家族伦理有三层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妇关系；关于社会伦理有一层关系：朋友关系；关于国家伦理有一层关系：君臣关系。然而朋友关系，决不足以概括社会关系；君臣关系，也不能涵盖国家关系。为什么呢？凡是个人对于社会的义务，决不仅仅只限于对好朋友，即使一个人不与任何个人交往，他仍然对社会有不可不尽的责任。国家不是君臣所专有的，如果仅有君臣关系，则使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的关系，那么与大家就没什么关系了。所谓前朝遗民不伺候王侯，难道是因为他们已不存在君臣关系了？众人必须遵守这三条伦理（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义务，然后才有了人格。中国五论，则仅有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于社会、国家伦理，缺乏的太多。此缺憾必须要弥补。产生此缺憾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重私德轻公德的结果。一个个人的独处和一个个人对于另一个个人，其中必然的有道德因素的作用，这个问题以后再论！私德只是道德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道德的全部应当是公德、私德两方面都好。

私德和公德，本来应当是并行不悖的。然而提倡的人却有所偏向，于是后面的人相随相仿。比如，微生亩讥讽孔子卖弄口才，公孙丑认为孟子喜欢争论，此外，学问疏浅之徒，他们不懂得公德，那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而大圣达哲，也往往不懂。我今天绝不想拾取古人片言只语而大发议论，并诟病他们。关键是，中国数千年来，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之主义盛行，并成为了道德教育的中心。随着这一道德价值的形成，思想和行为的范围即越缩越小，如果有言论行为超出此范围外的，比如，想为本群体和本国的公共利益尽些力的，那些孤陋寡闻的人和贱儒，动辄引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偏颇之理，来嘲笑、挤排他们。这种荒谬的种子却还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于是人们渐渐习惯了这些错误的东西，并养成了习惯，进而压制本来是正确的东西，而国民也渐渐不知道公德是什么了！今天大众生活于群体之中，你安享这一群体的权利，就应当为这个群体尽义务；如果做不到这点，则就是群体的蛀虫了。那些坚持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主义的人，认为我虽然无益于群体，也无害于群体，你们难道不知道无益就是有害吗！究竟为什么，群体给予我利益，而我不给予群体利益呢，这就如同我亏欠了群体的债务而不偿还啊。你作为一个个人与另一个个人交往，如果你欠债不还，对于你的私德而言是有罪的，因为你危害了他人的利益了。然而欠了群体的债而不还，却反而成了好人。看看这是什么道理：他亏欠了一群人的债，而那一群人的血本，将有多大呢？而众多这样的欠债人，日夜侵蚀、瓜分群体的利益，有消耗，无增补，怎么可能长久呢！所以群体必然被众多的欠债人所拽倒，与个人受累者是同一结果，这是必然的道理。今天中国所以日益衰落，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应为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所谓好人太多，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每个人都把亏欠群体视为无所谓的事。人虽然很多，从来不为群体增利，反而成为群体的累赘，在这现状下，你难道不感到危机吗！

父母对于子女，有生育之恩，保教之德，所以作为子女有报父母恩的义务。人人尽此义务，则子女愈多，父母愈有福，家族愈昌盛；反之则是家的牵累。所以子女亏欠父母的，称为不孝，这是私德方面的第一大义，是尽人皆知的。群体对于个人，国家对于国民，其恩德与父母对子女是相同的。如果无群体、无国家，那么我们的性命财产将无所依托，智慧能力无所依附，而我们的身体将一天都不可以立于天地。所以报恩群体、报恩国家的责任，只要是有血气的健康人都应当承当的。如果放弃这个责任，无论他在私德方面是好是坏，都是群体和国家的蛀虫和敌人。比如，有一家庭有十个子女，其中有梯度出家，有赌博酗酒，虽然说一个是求道，一个是无赖，他们的善恶之性质分明，如果以不顾念父母的养育之恩来断判，他们罪名是相同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则凡是独善其身，以保全自我的人，与不孝同样的情况。如果以公德为标准进行审判，说他们是对于本群体犯大逆不道之罪，也不为过。

有则寓言说，有一官吏死后，冥王判其有罪，死官的魂说：“我无罪，我作官很廉洁。”冥王说：“木桩立于大庭内，水都不喝，不是更比你清廉！除了清廉之外没听说你做过什么，这就是你的罪。”然后给他上刑。如果只以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作为自己的唯一操守，那么你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陷于这一法律，而不容赦免了。近世官场有这样的箴言，最最脍炙人口的只有三个字即，清（清廉）、慎（谨慎）、勤（勤勉）。你清、慎、勤，难道不是私德高尚吗？官吏是受了百姓这个群体的委托来工作的，作为官吏其既有对于百姓的职务上义务，还有对于百姓作为委托者的义务，难道仅仅凭清、慎、勤三个字，就足以担负起这两重责任吗？这种现象的发生都是因为只知道有私德，而不知道有公德的缘故。所以，政治上无进步，国家荣耀日益衰落，都是由于这个缘由。那些官吏位处公职尚且如此，而民间普通百姓就更加谈不上了。我们的国民中没有一人把国家之事看做自己的事，也都是因为公德的理论概念没有形成吧。

道德建立后，才会产生利群的情况。由于一个群体的文明与野蛮的差别，从而使得其所适用的道德也往往不同，重要的是，这个道德要能够巩固其群体、对群体是有益的、进而使这个群体的人都有归宿感。英国宪法，以侵犯君主为大逆不道（各君主国皆然）：法国宪法，以谋夺君主之位为大逆不道；美国宪法，甚至以企图谋取贵族爵位的名号为大逆不道（凡违宪者都是大逆不道）。他们的道德的外在形式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所谓一致是：他们都是为了一个群体的公共利益。甚至古代的野蛮人，有些都是以妇女公有作为道德准则，（一群中之妇女为一群中之男子所公有物，无婚姻之制也。古代期巴达尚不脱此风）。有些是以不把奴隶当人作为道德标准，（视奴隶不以人类，古贤柏拉图、阿里土多德皆不以为非；南北美战争以前，欧美人不以此事为恶德也。）而当今的哲学家，仍然不认为那是不道德的。这是因为以当时的情状那些做法是有利于群体的，只有那样才与当时的社会相适应。然而道德的精神，没有不是为了群体的利益的，如果违背这个精神，虽然想法是好的，经常会是适得其反而变成坏事。（如自由之制，在今日为至美，然移之于野蛮未开之群，则为至恶；专制之治，在古代为至美，然移之于文明开化之群，则为至恶。是其例证也。）所以，公德是产生国家的本源，有益于群体的是善，无益于群体的就是恶，（无益而有害者为大恶，无害亦无益者为小恶。）这个道理是普世真理，百世不变。至于道德的外在表现，则与这个群体的进步程度成正比，群体的文明与野蛮程度的不同，他们追求的利益是不同的，他们的道德也是不同的。所谓道德，并非一成不变的，（这话说的惊世骇俗，但却是德的规律，并非德的本原，德的本原是亘古不变的。读者不要误会。唯一的本原是什么？只有利群，没有其他。）几千年前的古人就已经能建立道德规范，以约束天下千秋万代（私德之条目，变迁较少，公德之条目，变迁尤多。）今天，我们这辈人生活在这个群体，要放眼世界的发展趋势，冷静分析什么才是适合我们民族的，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此强盛我们的群体、有益我们的群体、促进群体的进步发展。不能以那些所谓的前王先哲的几句话，画地为牢而不敢进取。懂得了公德的道理，新道德就会自然出现，新的公民也自然就产生了！（今天的学者们大谈维新，什么事都敢谈创新，就是唯独不敢谈新道德，这是由于学界的奴性没有去除，爱群、爱国、爱真理的心并不诚。他们大概以为，所谓的道德，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自无始以来，不增不减，先圣昔贤，已经完全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并以此诏告后人，哪有所谓新、旧之分别呢。殊不知，道德的产生，一半来自于天然，一半产生于人为，有着发达和进步的属性，遵循物竞天择的规律。古人不生活在今日，怎么能制定符合今天要求的道德呢？即使让孔孟复生，他们也不能完全懂得今日的世界。如今正当过渡时代，青黄不接，先哲们的深奥的理念，或者被淹没或者没有被彰显，而在市井乡间相传下来的都是一些简单的道德，这些简单的道德已经驾驭不住今后的人心，不仅如此，人们还将会厌恶这些道德的陈腐，进而将他们整个都抛弃掉。抛弃陈腐，没什么不对，假如连道德一并吐弃，那么物欲贪欲横流之祸，将没有尽头了！今天此祸已经初现端倪。一些老儒学究，深感忧虑，不辞辛苦地希望将宋、元两朝遗留下来的旧伦理来遏制当前道德衰败的趋势，但是优胜劣败（本人注，旧的伦理既然是落后的，也就无法遏制当前的道德衰败），所以这个趋势无可避免。杯水不能灭大火，虽然我耗尽了我的才学，也无法抵挡这种趋势。如果还不紧迫地通过分析古今中外，发明一种新道德并加以提倡，我怕今后智育愈发达，则德育愈衰败，西方的物质文明汹涌输入中国，而四万万人却几乎如同禽兽。呜呼！道德革命的理论，我知道必然遭遇举国之声讨和批判，所以我恨我的才学不足，但如果要我与满世界的愚昧庸俗的人挑战决斗，我毫无畏惧，在所不辞。世上有没有以热诚之心爱群、爱国、爱真理的呢？我愿意领这个头，来研究这些问题。公德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有利群体，其他的万千条道理也由此产生。本论（即新民说）以后的各个分支，都可以以“利群”二字为纲，一以贯之。所以本节只是论述了建立公德的急迫，而如何实行这个公德的方法，将另外著于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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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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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Diligency

学学种地、扶犁、焊接，开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也很实用的啊——学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