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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身发展模式的内部陷阱 政府主导(权力主导)的发展模式运行出现了体制性阻碍，市场化与权力化、法治与人治、自由与垄断、民主与专制的矛盾在各个领域内爆发，官民冲突、财富分配矛盾集中爆发，社会利益固化，权贵官僚阶层在中国社会形成。 生产过程的、流动领域的垄断化，分配领域的权力化、消费领域的奢侈化与腐朽化异化为社会的主流与时尚，出现了改革的停止与倒退的社会逆流，部分核心领域的社会改革回避，权力维稳成本高企。 政治治理结构中司法独立严重缺失，权力制约失衡，人治高于法治，宪法沦落为权力的奴婢。政党化倾向强化，与邓小平时代提出的“党政分离”政改目标相去甚远。 思想领域，害怕普世价值观念的传播，舆论控制限制思想自由、新闻自由，操控舆论工具，全面控制社会舆论。甚至挥舞民族主义的大棒，激化民族矛盾，国家矛盾。压制市场文化、自由主义文化的传播。 经济运行过程中，采取掠夺式的地产金融化的财富剥夺机制，资产证券化的残酷财富剥削机制，与民争利，掏空普通民众的钱袋子，推行一系列社会福利领域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的原始的、推卸政府基本责任的极端改革措施，加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制造人为的社会不平等，加速社会民众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 政府主导的经济运行模式，权力监督的缺失，制度性腐败、社会性腐败贯穿于中国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的所有环节，社会演变为围绕权力运行与争夺的政治斗争与阴谋的超级悲喜剧。政治利益的再分配在全中国上演，“王力军事件”、“薄熙来事件”等“重庆闹剧”在中国不断重复，只是规格与影响的不同程度而已。 在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内部陷阱中 ，有几点是需要高度关注的焦点。 1。政治改革如何进行的问题，是否维持现有政权结构，还是推倒重来？事实证明，现有政治模式只会使得中国的问题激化与矛盾加深，腐败无法在政治利益共同体中根除，美国式的民主与法治、西方文明中政治治理结构是否适应中国？而且台湾的中国人已经成功运行了4届，政党轮换机制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存在相克的问题。民主与法制是世界政治发展的规律基本得到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认同。中国现有的所有矛盾产生的根源与此相关。社会治理比经济发展的更加重要，是经济成果的制度保证，而且与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紧密相联，与人民幸福与安全感结合在一起。政治改革是无法逾越一个发展瓶颈，是解决中国发展陷阱的一个核心环节。“经济中心论”思想必须重新反思。 2。文化价值观念的重建问题。中国自从1840年以来，儒家封建文化传统与西方市场文化激烈冲突，晚清名臣李鸿章是预言中国面临3000之巨变的政治家，但是满清错过了机会，中华民国的蒋介石也错失了机会，邓小平的改革也错失了机会，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难道再在这个问题上错失良机吗？与中国连衣带水的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以一场政府主导的“脱亚入欧”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西方欧美的制度性的文化优势保证了资源严重缺乏的日本实现了赶超式发展，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对待欧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普世价值怀疑论中徘徊与忧虑，中国也错失了一次次现代社会的重建机会，文化现代化才是现代化的本质内涵。 现代欧美文化的源头是“社会契约论”，民本主义的人权保护机制与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的宪政机制是其理论基础，私有财产是市场自由化的根基，公有制解决不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公有制产权结构解决不了市场主体、客体与市场中介和谐运行的问题，腐败问题其实质是市场运行的结构性、根源性矛盾，是人类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环节产权属性混乱的表现形式。在一个产权归属不明晰生产体系中，责任、权利、利益必然是混乱的，各种社会腐败必然产生。而且，公有制产权结构必然导致权力对个体利益的剥夺的合法化，进而演变为的社会暴力的合法化。中国现在正处于公共权力对普通民众的基本人权、合法财富疯狂的剥夺阶段。“没有1%的强拆就没有99%自愿拆迁，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等论调完全揭开了中国公有制暴力合法化的“皇帝的新装”。 中国公有制产权体系与当今世界私有制的世界文化潮流也格格不入，不计成本的发展模式，一窝蜂式的产业布局方式，资本与权力结合的腐败的利益剥夺机制，不计较资源与环境代价的GDP至上的政绩追求导向，无法实现经济的集约化、产业的成功转型、升级换代，破坏式的、掠夺式的发展模式是公有制产权最后的宿命。不尊重经济规律与泡沫化是必然归宿。 认为政府无所不能的所谓产业发展规划往往与市场规律背道而驰，高而大的发展目标往往成为无法实现的“画饼”，“太阳能产能过剩”“风能产能过剩”等过剩产能无一不是产业规划的产物，当下的中国就处于这种发展模式的最后阶段，处于泡沫破裂的前夜。 3。经济运行体系的改革问题。在分析了中国文化与政治结构的根源性发展陷阱后，我们回到现实的经济运行的问题上来，因为中国是个世界性大国，在面临欧美日等合纵包围的世界背景下，中国到底在现实经济运行中面临那些具体的发展陷阱。哪些可以通过有限的改革可以避免，那些是必须与政治改革配套解决的，那些是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第一，权力配置社会资源——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性陷阱。 政府主导(权力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实质是政府成为经济运行的主体，政府成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参与者、监督者。可以想见，这场游戏怎么玩得下去，结局不言自明。而市场经济的一个原始起点就是政府只能承担裁判员或者监督者的角色，就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之父—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所论述的政府只能是“守夜人”的角色。这只“有形之手”的职能只能是有限的，小政府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原始起点。市场经济运行另一只“无形之手”只能是市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市场才是资源配制的核心手段，这是市场经济模式顺利运行的逻辑起点。中国自从1992年宣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距今已经21年，21年的经济改革，连一个普通的常识性的市场经济的基点都没有建立起来。 近年来，权力主导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强化的趋势。最近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吴市场”之称的吴敬琏老先生反复在各个不同场合呼吁这个问题，80多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先生在媒体说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国际上美国以及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干脆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改革开放35年了，我们还在市场经济的原始起点上面徘徊，近年来围绕着“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讨论就是这个问题的争论。而且，现行政策的结果是“国进民退”全面占据上风。市场自由派完全处于弱势，腐败之风狂飙就是市场环境恶化的典型症状。 市场化的原始起点之所以没有解决，主要原因是牵涉到政治体制这个根本的制度性陷阱，中国的问题还是“姓资”与“姓社”问题之争，“姓资”与“姓社”问题之争实质上是“姓公”还是“姓私”问题的争论。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回避了这个争论，今天中国已经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了，力图找到一个公有制模式下的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中国特色，最后的结局就是中国腐败、中国混乱、中国危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兼容，中国恶化的国际国内环境已经证明了这个真理。 现在中国模式已经演化为彻头彻尾的中国权贵经济。少数权贵阶层合法化的对多数人公然的财富的明抢豪夺。90年代的国企改革成就了一大批富豪，现在中国的“新八大家族”的成长史就是典型的国资低价贱卖、豪夺，中国A股市场之怪状表现之一就是对民间财富的杠杆化、合法化的豪夺，对农民土地财富的低价收购高价卖出的土地价值剥夺成就了一批批达官贵人与地产富豪。 “国企改革”、证券市场、地产造富这三轮中国特色的造富运动，权力配置社会资源是现在中国社会运行的真实面目，而权力配置社会资源是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的真面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演变成为与原始资本主义“恶性”媲美的早期原始资本的吃血体制。而“台湾模式”、“韩国模式”“战后日本模式”、“战后德国模式”、“新加坡模式”基本避免了早期资本原始资本吃血弊端，比较科学处理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 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资本积累是海外殖民，海外殖民有其先进文化发展、扩张的历史性、规律性要求，代表欧洲先进文化传播的全球化人类发展的规律和进步的历史进程。但是其血淋淋的财富剥夺机制与征服机制遭到人类的抛弃与历史的无情批判。 二战后美元资本的金融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哺育了人类科技革命的伟大历史进程，美元资本创造了一个二战后的人类繁荣的科技文明。同时孕育、奠定了人类走向未来和平发展的世界道路。“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台湾模式”“韩国模式”以及中国30年高速发展的经济成就无不得益于美元资本的世界布局。 美元资本的全球扩张明显开始兼顾社会发展与考虑人权改善，资本盈利与教育科学技术普及传播融合，和平竞争机制开始成为国家竞争的主要形式，大国竞争朝着非战争模式转型，极其重视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培育，凡是美国价值观培育成熟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本能够保持可持续性，政治结构治理也开始稳定与有序，社会呈现良性发展的势头，二战后的“日本模式”、“台湾模式”与“韩国模式”是典型的代表，二战后的“德国模式”也堪称经典。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选择起源于邓小平时代，在决定抛弃苏联模式还是决定倒向美国模式的问题上，中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根据目前解密的档案看，当时中国政府派出了多个工作组外出考察，考察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社会主义国家，为取得欧美资本主义的支持，中国发动了一场在中国官方称之为“自卫反击战”对越战争，这是一场中国政府告别苏联模式的世界宣言，美国政府终于看出中国政府的诚意，对越“自卫反击战”后，中美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开始漫入快车道。中国终于取得了对外开放的欧美通行证。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 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不是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为即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想改革开放，没有欧美通行证，中国政府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如同男女恋爱双方，没有对方的认同，最多就是单相思。 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抗美援朝战争”甚至夺权的解放战争，历史地位被远远低估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争老兵将获得崇高历史荣誉必将载入史册。 第二，决策能力弱化与经济管理失控的陷阱。 现阶段，中国社会面临的资产泡沫化主要表现在货币泡沫、房地产价格的泡沫、地方债务泡沫、产能过剩的制造业泡沫。 首先，货币泡沫的出现是长期中国“国富民穷”公有制经济导向的结果，公有制经济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是投资导向性的发展模式，不计成本与全国一盘棋的投资拉动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拉动就是人为制造货币，恶性通货膨胀与稀释民间财富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政府的货币超额发行就进行了N次，我国有货币存量统计数据的资料始于1952 年，当年的货币存量(M2 )101.3亿元，请大家记住这个数字。截止到今年2013年M2已经高达103万亿了，也就说说61年来中国货币增长量刚好1000倍，M2年均复利增长20%以上。 从90年到93年，货币增长量每年都还控制在数千亿元之内，没有超过万亿元，90年与89年相比，新增5253亿元，91年比90年新增4100亿元，92年比91年新增6100亿元，93年比92年新增9400亿元，环比增长速度39%！93年货币存量达到34879亿元。93-96的超级大通胀，是90-93年打下的基础，环比增速39%，这三年。也是海南房地产投机热发展到顶点的时候。 94年开始货币增长量超过万亿：94年比93年新增12100亿元，环比增长速度为34.6%；95年比94年新增14000亿元，96年比95年新增16000亿元，其实97年之后，如果没有美元输入的话，天朝就会步入津巴布韦的境地了。那么今日津巴布韦的记录，本来应该是中国来打破的。没有美元支撑RMB的信用，RMB早崩盘了。 97年比96年新增15000亿元，98年比97年新增13500亿元，99年比98年新增15400亿元，2000年比99年新增15600亿元，2001年比2000年新增18200亿元，货币存量达到152888亿元。平均年增长量为15100亿元，平均增长速度在39%左右，可以称为第五次通货膨胀期。看看M2吧，从来就没慢过。 89年底M2存量不过1.2万亿，2013年3月份是103万亿，也就说20年来年均增长M2将近100倍，21%的年增长率，幸亏中国有美元输血，和10几亿老百姓，否则你我今日，过的不会比津巴布韦好到哪去的！年均21%的M2增速，中国永远不会产生中产阶级的。产生了，3-5年内就会被通胀掠夺一空。 2003——2012年人民币M2供应量为： 截至2003年11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1.6万亿元。 截至2004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5.3万亿元。 截至2005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9.88万亿元。 截至2006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4.56万亿元。 截至2007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0.34万亿元。 截至2008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7.52万亿元。 截至2009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60.62万亿元。 截至2010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72.58万亿元。 截至2011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85.16万亿元。 2012年4月中国M2突破90万亿大关；预计2012年底将突破100万亿大关，刷新货币发行量增长的各国世界记录。 美国过去100年的年均通胀率不过3%，知道美元为甚麽是世界货币了吧！也知道RMB不可能成为世界货币了吧！还国际化，真能吹啊！基本上都是M2先超长增长，20%以上，之后1-3年内出现大通胀。通过历史资料可以知道，M2反应到物价上有一个迟滞效应。另外，物质紧缺，会给通胀再来个加速度。建议大家提前布局，要么买资源，要么持有美元，今年年中开始，就可能突然发生一夜通胀。整个共和国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大通胀史。美元黄金换了，要藏起来，千万别曝露，否则招灾。 作为比照的参照系数： 2009年美国M2增长量约8万亿美元，汇率1:6.8，约相当于54.4万亿人民币。 2012年美国M2余额约9万亿美元，汇率1:6.3，约为56.7万亿人民币。 要知道，美元可是在全世界流通的，并且美国GDP三倍于中国，中国人民币可只在中国国内流通的。 中国M2则从2007年的40万亿人民币，到2012年底增长为100万亿人民币。 仅仅5年时间，M2即快速增长60万亿，占同期世界新增货币总量的59%，2012年底中国M2总量超100万亿，占世界货币366万亿人民币总量的27%，大幅度超过美国2009年M2增量，也远远超过美国2012年M2增量的1.5倍，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货币大国。 结论： 1)海量货币发行，通货膨胀是中国现行体制下一个必然现象。 2)海量货币发行，维护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信仰演化为GDP至上主义。 3)海量货币发行，维护了庞大的政权开支，为国家合法掠夺民间财富提供了隐形的工具与手段，公务员职业成为中国最热门职业，做官成为中国最神圣的人生追求。其余职业都是下等公民。 4)海量货币发行，房地产成为中国吸收通货膨胀的主要资产，房子成为人民币资产的主要财富形式，而房地产是中国权力介入最多的领域，人民币货币资产实际上已经兑变为权力与腐败的化身。 5)海量货币发行，人民币出现了内部大幅度贬值，外部大幅度的升值的反周期运行，非常方便权力财富的外逃与风险规避。普通老百姓由于贫困无法规避中国风险。 6)海量货币发行，人民币资产出现的“内贬外升”现象说明了人民币资产已经进入美元、日元以及欧元资产的对手盘，特别是已经纳入了世界货币美元对手盘的“黑名单”。 7)海量货币发行，是中国物价暴涨的真正推手，而不是什么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导致的输入性通胀。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每年超过20%以上货币发行量，真实的CPI(物价指数)肯定超过了20%以上，经济发展状态经常处于严重失控状态，巨额的公务员队伍、庞大国家军事力量与“政党化”的舆论机构充当了中国社会的维稳机器。各行各业党政机构的强化趋势也与政治维稳密不可分。 8)海量货币发行，严重伤害了人民币的国际信誉，使得人民币沦落为国际上“劣币”行列，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自由化遥不可及。 9)海量货币发行，加大了中国资产泡沫化程度，是目前“中国泡沫”的最大推手，加速了中国危机的爆发。 10)海量货币发行，货币泛滥也导致中国假冒伪劣产品的世界泛滥，严重破坏了世界市场秩序，“中国威胁论”世界流传，世界防范，中国的国际空间回旋余地狭小，面临世界围堵的尴尬境地。5000年文明熏陶出的中国君子演变成为世界不受欢迎的现代售假、制假的江湖骗子，不守规则成为中国人的世界标签。 其次，“藏汇于国”的畸形外汇管理模式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与政府的与民争利，加速了中国资产泡沫化进程。 中国人民币在国际上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中国要获得外汇(主要是美元)，需要通过中国商品的出口或者提供劳务输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在的外汇收入全部来自于中国劳务创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汇极度缺乏，国家采取了外汇管制的手段，人民银行强制性收购美元，按照政府规定汇率发行等额的人民币，汇率也采取了官方规定绑定美元的做法，2005年以后，由于中国外贸规模迅速扩大，中国由捆绑美元汇率过渡到一定程度的浮动汇率，但是“藏汇于国”的外汇管制制度仍然沿用至今。这一制度带来的巨大弊端是： 1. 人为加大人民币发行量，现在中国外汇储备3.4万亿美元，事实上人为加大了人民币货币发行量20-30万亿人民币，如果不算其他因素，这个货币发行可人为导致房价升高3-4倍。也是多年来中国通货膨胀的最大推手之一。使得居民合法性的财产收入大幅度的稀释，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也使得中国难以产生一个稳定的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内需人群。因为如此巨大的货币发行量，3-5年就消灭了银行存款的购买力，逼迫货币持有者出现更加投机化的投资冲动。 2。国家外汇强制管理制度，破坏了公民的财产选择权与自由投资原则，使得中国公民的投资渠道狭窄，资金缺乏出路，加剧了国内的房地产价格的畸形与扭曲，也是中国“影子银行”以及“高利贷”蔓延的根源之一，同时也是产生“蒜你很”、“豆你玩”“姜你军”等畸形经济现象的根源。 3。国家外汇强制管理制度增加了人民币风险系数，人为推升了本币升值的压力，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由于国家实质上是最终外汇持有人，在大量国家外汇余额的淤积下，本币由于有大量美元外汇信誉保证，导致人民币汇率对外大幅度升值，由于人民币对内大幅度超发，人民币对内大幅度贬值，这种“藏汇于国”汇率管理模式是导致现在人民币“內贬外升”反周期货币现象的根源。加大了未来中国经济周期性调整的风险系数，因为一旦未来中国出现经济的周期性、规律性、结构性的调整，人民币汇率就会出现断链式暴跌，中国的经济安全就会诱发巨大的社会问题，甚至出现政治与社会危机。目前这种迹象出现的机率正在大幅度的增加。 4。现行汇率管理模式扼杀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对外竞争力，人民币“內贬外升”反周期货币运行现象的出现，中国实体经济也呈现出对外竞争力下降，对内成本大幅度飙升的严峻现实，出口、投资与消费三架马车出现同时熄火的可怕情景。因为内需中国一直没有有效的培育起来，投资拉动会必然导致货币的超发，出口拉动被本币升值给扼杀了。 中国危机已经正在快速的迫近我们。美元的升值周期到来的时候，现在中国不得不继续接受这个现实，要不你继续接受人民币对外升值的慢性死亡机制，象90年代的日本，实体经济慢慢死亡，泡沫也得最后破裂。 要么接受快速死亡法，释放你的房地产泡沫+银行业泡沫+地方债务泡沫，快速接受人民币汇率暴跌的现实，迅速释放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推动政治与深化社会改革，现在的中国就处于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社会变革的前夜，中国天朝领导人有这个勇气吗？ 当然中国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全面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打破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最后打败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全面取代美国的世界盟主地位。使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但是问题是中国现在实力具备了吗？中国具备了领导世界能力与实力了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5. 中国错过了“藏汇于民”最佳历史时机，中国推行“藏汇于民”最佳历史时机在2005-2008年，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矛盾相对缓和，资产泡沫也不大，特别是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处于爆发时期，老百姓也认为欧美国家经济也好不到哪里去，挤兑浪潮相对较小，人民币汇率下跌也属于正常可以容忍的范围，一般来说，“藏汇于民”推行的初期，本币对外汇(主要是美元)必然有一个短暂暴跌时期，大部分黑金会选择出逃，带来人民币汇率的短期暴跌，但是避免了未来本币超发乃至被巨额外汇绑架的风险，也不会出现2008年以后中国房地产价格暴涨、房地产绑架中国银行(行情 股吧 买卖点)业、绑架地方政府财政的高风险出现。如果现在推行 “藏汇于民”就会出现居民急剧兑汇潮出现，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快就挤兑一空，留下巨额的人民币货币，银行支付很快出现急剧的信用危机。一大批富人以及官僚阶层携带美元逃离中国这块是非之地，留下一大堆贫困的普通老百姓来承受未来中国高通胀的现实。 6. “藏汇于民”外汇管理机制下，美元攻击人民币的难度相对较大，中国老百姓有财产选择权，你美元升值，老百姓可以选择持有美元，人民币货币供应量增加，中国人民币货币兑美元跟随贬值就是了，伴随人民币的贬值，中国的实体经济反而受益，中国出口竞争力反而增强，就业增加。可以避免货币超发、物价飞涨、“內贬外升”反周期货币现象的出现 。因为这些现象的出现是正常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已。 7. “藏汇于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严重损害了人民币的信用体系，导致人民币货币持有人(银行储户)利益严重受损，国家政权成为最大的合法财产的劫持犯，个人财产保护成为笑谈。因为如此巨大的货币发行量，3-5年就消灭了银行存款的购买力。 现行人民币“內贬外升”的反周期货币畸形结构中，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有能力实现移民与海外投资的权贵资本以及部分富裕的人群，他们可以轻易通过各种途径把人民币资产迅速转化为美元资产，近几年中国出现的投资移民浪潮其实质就是这部分人群，他们位居中国社会的高端，对于中国体制的弊端看的最清晰，对于中国问题的把握心知肚明，在未来的中国风险面前，他们早已准备好了通往国外的机票，这就是中国体制的结症所在。目前中国社会的国家机器事实上已经绑架在这部分人群身上。 中国政府“藏汇于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产物，是稀缺外汇历史背景下临时性的外汇监管机制，对于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性第一贸易大国的中国来说，外汇已经不是什么稀缺性的资源，在今天中国巨大的国际人流、物流面前，中国政府仍然沿袭这个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落后管理体制，无非就是力图控制国人自由进驻海外的正常投资通道，加强对国人严密的思想控制，害怕所谓的西方自由化思潮在中国的蔓延，抵制中国的全盘西化浪潮，这个落后的冷战思维方式在今天给中国社会留下巨大的金融风险、政治风险与社会风险，带来了这个可能是继苏联之后人类最大的一场和平时时期的社会灾难。今天的中国危机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可以解决的问题了，而是一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相互交织的可怕图景。 今天，中国面临的发展陷阱是全方位的，危机的来临是确定性的，惟有尊重市场规律、重塑市场精神，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重建中国的正常价值观，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把危机控制在有限的层面，避免上升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以及生态危机等高危的、系统性的、破坏性的社会动荡。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4,20140213359859734_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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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13 20: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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