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碎片

零落成泥碾作尘

家世好的民众，过父亲节母亲节都能想起双亲的关爱。俺却一提笔就想起挨揍，简直惭愧。小时候有人告状，俺娘必定揍俺。她老人家军人出身，鸡毛掸子，火筷子，抄起什么是什么。不过她拎家伙时，俺往往已经跳到床上，或者跳窗户跑了。她虽然生气，但追不到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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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发小儿圈里一小子忽然提到了某阿姨（我妈）小时候揍小采儿（我）的事，说当时可是机关的大喜事。办公室的窗户被发小们花朵般的小脸贴满了。众人看他们的头儿挨打，喜上眉梢儿，没一个本着革命的人道主义出来说情，相反，一个个儿的还都怀着看好戏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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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提醒他们俺八岁时送给了小云一个崩弓子，九岁给小龙解了数学题，十一岁那年排演智取威虎山，还安排雅雅当了小白鸽。俺感谢了各位的忘恩负义后，又说我真正的苦难，你们还没看到。最恐怖的是我妈做思想工作。她工作忙，回家往往是晚上十点之后。假如白天有人告状，她就半夜把俺从被窝里拎出来训话。旧社会的可恶，革命的艰难，幸福的来之不易，毛主席怎么说，哥姐为什么听话而俺为什么不听，摆事实讲道理，让你没法反驳。结束语是一个疑问句：我造了什么孽，生了你这个小祖宗？困得半死的俺喃喃地回答，您造啥孽，俺咋知道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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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冬日的礼拜天早晨，她精神好。把俺叫来历数了本星期的劣迹，正在制定改进方案，俺晕过去了。俺醒来后她颁布了一项新政策，下次我做报告，你要提醒我先查查煤气。原来俺煤气中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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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长大一些后，发现了俺娘的漏洞。每次人来告状都先揍俺一顿。显然违背了毛主席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指示么。打官司要听两边的观点，然后才能判决。一个好的法官，绝不能先打被告一顿，这违背了程序正义，不是法治，而是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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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老办对的案子只有两个。 一次是上课时，俺在作业本上写了一条反标“打倒共产党”，然后交给了老师。老师大惊失色，把俺抓到校长办公室。校方把俺娘找来开会。不知她怎样一说，最后判定是六岁小孩乱涂。没有五花大绑地批斗俺。后来俺一直想问她怎么谈判的。但又怕挨揍。估计无非是痛陈利害，说如果闹大了对学校也不利。其实俺写反标不是想推翻现政权，也不完全是乱涂。俺是觉得端坐在课堂上写三十遍共产党万岁太傻叉，闹点事出来更有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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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是十二岁时，警察打电话，通知俺娘要把俺抓走。俺娘问为什么。警察说俺的朋友毛头偷附近人民群众的鸡。被擒之后交代是受俺指使。俺娘问，毛头交代鸡怎么处理了莫？警察说，说在你家杀了炖着吃了。俺娘说这不可能。这孩子不会做饭。而且在家杀鸡吃，必然有鸡毛，鸡骨头等蛛丝马迹。也会被他的哥哥姐姐发现。但他们都没向我汇报。而且，我本人也没发现过。你缺乏证据，将他绑了去又有何用？不如先去再审审毛头，问他一些具体问题。如谁杀鸡，刀是什么样的，怎样退毛，怎样收拾，怎样炖，什么时候放盐，必能找出破绽。那警察觉得有理，回去细问，毛头说不出细节，只得承认诬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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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爹揍孩子的顺序跟俺娘相反。他先讲道理，然后揍。而且次数很少。事实上，俺只记得挨过他一次揍。是俺跟一群孩子在院子里打雪仗玩。院子管理员老张头认为是反革命暴乱，前来清场。俺扔了一个雪球，正扔进他的脖领子。俺爹将俺叫来，先讲纪律的重要性。指出老张头就是维护纪律的。又说老张头在大青山立过战功等。最后结论是必须打十记手心；而且要登门给老张头道歉。他老打手心用一把铁尺，打时一丝不苟。任你鬼哭狼嚎，第一记和最后一记都一样重。那次，俺手肿了好几天，弹球都打不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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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爹的办事顺序似乎更好些。他只揍了一次，俺却记住了要尊重资历老的人。俺娘揍的次数超多，俺却记不住为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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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理是不错的习惯。据俺爹说，他剿匪时，一个部下找他自首。说他是国民党卧底，任务是刺探情报，并且找机会暗杀俺爹，以挫败围剿计划。但他听了俺爹几次讲话，又观察俺爹办事，发现很讲道理，久而久之，竟然被感化，直接他找俺爹自首了。俺爹好言抚慰，说，这件事，我不说出去。你继续当勤务员，还给我干活。这土匪后来成了我军的一个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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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更大之后，学了一点博弈论。从博弈论的观点看，打孩子是一种十分稳健的教育策略。孩子没理自然该打，万一孩子有理，打也有助于抗击打能力，至少能培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优良品质。博弈论有一种策略，叫做悲观策略，就是按照最坏的情况出招。不能保证不输，但是可以保证一旦输了损失最小。打孩子就是这样一种策略。后来俺到美国，给洋鬼子当雇员，没有小时候的忍辱负重教育，很难抗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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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挨打，说明他们意识形态已经开始跟上一代发生冲突。这类冲撞在很多家庭都会发生。比如留学生的后代，有忧患意识的很少。从政治的角度看，家长的意识形态是高祖毛泽东意识形态的某种延伸。他喜欢用一日三遍打的教育方法。对干部，知识份子，学生，一律用运动“鞭策”。民间说“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高祖是群众工作的专家。他对打孩子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自然也了然于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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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路风《新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转载请勿修改原标题，并请保留文末关于《新火》的介绍信息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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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路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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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电崛起之谜：华龙一号的技术到底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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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核电的发展，曾尝试引进技术，但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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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引进路线的角度看，它的失败有多个原因：高估了美国西屋的AP1000技术，无视真正的技术存在于从设计图纸到实际产品之间，而不是图纸本身；低估了中国核动力工业的技术能力，因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核动力技术基础到底在哪儿；忽视了以外国反应堆统一中国核电技术路线的政治风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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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核电的这场“大戏”中，公众迄今为止最不清楚的问题是“华龙一号”的技术到底从何而来。当几年前“华龙一号”刚浮出水面时，媒体还沿袭引进路线的说法，把它的两条技术路线称为“都在大亚湾核电厂M310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新华社在2019年的一篇报道中称，“1997年的一个午后，距离四川成都百余公里的山坳中，一栋两层办公楼里回荡着激烈争论的声音，二十几名科研人员在此讨论着中国自主百万千瓦级核电方案的主要技术参数。他们也许很难想象，彼时种下的‘种子’，在二十余年后开花结果，化身为‘华龙一号’，这一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成果”。该报道在后面暗示那个“山坳”就是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的地方，也提到当时秦山核电站的二期主体工程正在建设，还提到那次讨论创新性地提出了“177堆芯”的概念。但是，类似这样的报道仍然没有解释清楚“华龙一号”的技术来源及其与引进技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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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力图回答这个问题：“华龙一号”的设计基础是秦山二期核电站，而开发秦山二期核电机组的技术能力起源于中国开发核潜艇动力堆的过程。由于“华龙一号”的技术源远流长，所以我们必须回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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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披荆斩棘的核潜艇反应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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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6月末，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批准聂荣瑧元帅向中央提出的中国自行设计和试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7月，海军与二机部会商成立领导小组；9月，二机部在北京原子能所（401所）成立导弹核潜艇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机构，海军则与一机部联合成立造船技术研究室，负责导弹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后来演变成为719所）；10月，海军政委苏振华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其使命之一就是希望在开发核潜艇方面得到苏联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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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中国代表团没有料到，苏方不但没有答应在核潜艇方面予以援助，甚至不承认自己拥有核潜艇。代表团回国后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周恩来转达了中央的决心：“不仅原子弹要搞，核潜艇也要搞”；“苏联不援助，我们就自己干”。因此，与大多数高技术工业领域不同，中国的核动力技术是在没有外来技术源头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研究工作是从学习美、苏各一本教科书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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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9月，孟戈非①从《参考消息》上看到，赫鲁晓夫参加与美国总统的戴维营会谈期间，吹牛说苏联的核潜艇比美国的多而且速度快。当时，原子能所有十多名苏联专家，因为苏联政府不承认有核潜艇，所以他们对相关话题守口如瓶。孟戈非与总工程师赵仁恺②、李乐福③等人抓住这个机会，约谈苏联专家组组长沃尔比约夫，向他询问有关反应堆和核潜艇方面的问题。已经意识到中苏即将分裂的沃尔比约夫没有拒绝，向他们介绍了美国核潜艇的历史、核动力研发的一般程序、反应堆物理、热工设计和反应堆启堆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建造陆上模式堆的必要性。就技术而言，这次出于专家个人行为的口头讲解是苏联对中国核动力技术的唯一“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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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年底，在赵仁恺、李乐福两位正副总工程师的领导下，已经发展到200人的潜艇核动力研发队伍按照核潜艇的实际要求，进行了设计一座动力堆的“设计练兵”。之所以称之为“练兵”，是因为当时并不具备能够满足设计动力堆所要求的试验条件。1960年6月底，他们完成了《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草案）》。27年后，官方的《当代中国的核工业》评价说：“该方案设计当时是作为草案上报的，但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什么重大的反复，这证明它在总体上是可行的。这就为以后的研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案设计当时没有现成的参照——无论是实物的还是纸上设计的，但却经受住了实际建造核潜艇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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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不能满足设计要求。由压力容器、堆内部件（燃料元件及其组件、控制棒及组件、组件支撑体吊篮、驱动机构、压紧弹簧等）所组成的反应堆结构涉及复杂的工业制造技术，设计人员不得不很早就开始参与许多设备的研制过程，并一直持续到建造陆上模式堆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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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举两个例子：一是压力容器是由冶金部钢铁研究院、一机部第一重型机器厂、哈尔滨焊接研究所和国防部703所等十多个单位从1958年开始研发，经过9年的不懈努力，由一重厂在715所的配合下于1968年完成第一台压力容器的制造。二是燃料元件也是从1958年年底就在冶金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上海有色金属所、沈阳金属所、原子能所等20多个厂所开始研发。在一系列技术突破的基础上，二机部202厂于1965年5月试制成功第一批锆合金燃料元件，随后在原子能所的101堆和194所的“游泳池”堆中进行了数年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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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年底，全国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加上苏联专家已经撤退，中国决策层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决定把开发核武器列为压倒一切的重点，二机部也把有关核燃料和核武器的研制列为“一线”任务，而把包括核动力在内的其他工作列为“二线”任务。1962年7月，核潜艇项目下马。因为二机部酝酿解散潜艇核动力的研发队伍，孟戈非绕开行政上级直接找到海军政委苏振华。在军方的安排下，潜艇核动力的骨干技术队伍被收到国防科委系统（国防部第七研究院）保护起来（这个建议得到聂荣臻的同意，后来得到周恩来的批准），称为715所。从那时起直到“文革”时期，这支队伍的隶属关系在军方和二机部之间共经历了五次变更，归军方时叫715所，归二机部时就叫北京1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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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在这种条件下，中央专委于1965年3月批准核潜艇工程（09工程）重新上马。根据三线建设的方针（即沿着成昆铁路线建厂），二机部和北京15所（即715所）选定四川省夹江县境内青衣江畔的一片山区作为建造陆上模式堆的厂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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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开发核潜艇反应堆必须首先在陆地上实际建造出来反应堆（即陆上模式堆），经运行考核合格后，才能把复制的反应堆装到潜艇上。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陆上模式堆叫196堆，根据196堆复制的第一个艇上堆叫195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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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8月25日，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决定，同意原子能潜艇陆上模式堆建在四川省夹江县境内。二机部随即决定在那里先建一个比较完善配套的反应堆工程研究综合基地，基地代号为“909”，对外掩护名称为“西南水电研究所”。几十年之后，909基地的一条山谷被称为“中国堆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