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歷史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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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在中國唯一的徹底的反帝國主義的力量，只有紅軍與蘇維埃。在蘇維埃區域內是徹底的消滅了帝國主義的勢力，紅軍是急迫要到上海、東北與日帝國主義直接作戰，但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用盡一切力量來進攻“圍剿”紅軍蘇維埃，阻礙紅軍與日帝國主義的作戰，因此反對帝國主義必須推翻國民黨！
勞動的青年們，只有蘇聯、紅軍、蘇維埃是我們的朋友，是反帝的指導者。對於美帝國主義的幻想，都是做夢。美帝國主義也是和日本帝國主義一樣的在計劃分得中國的一塊土地，在日帝國主義進攻上海時，美國帝國主義不是公開的同意日帝國主義用租界作攻擊華軍的根據地嗎？美國水兵不是包圍滬西的居民，挨戶搜查嗎？美國水兵不是向著北河南路的華兵開槍嗎？
（四）我們的口號是：總同盟罷工反對出賣上海！衝到前線——閘北、真茹、江灣、大場、吳淞、瀏河——上去，奪取日帝國主義軍隊、保安隊與退卻的軍隊的武裝！民眾自動武裝起來，士兵與民眾聯合起來參加民族革命戰爭！建立革命軍事委員會！驅逐日帝國主義以及一切帝國主義出中國！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建立民眾的蘇維埃政權！加入共產青年團來回答國民黨軍隊的總退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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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蔡廷锴忆十九路军福建反蒋失败经过

我率领的十九路军，是由于“闽变”失败被蒋介石所消灭的。其中经过的事情相当错综，时间已过三十多年，有些已模糊不清。现就回忆所及的记述如下。

一十九路军调闽前后

　　１．“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前，十九路军的历史情况该路军的名义是在一九三○年中原会战时发表的。它的根源是从粤军第一师产生的。一九二五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在广东创立国民革命军时，以粤军一师为骨干扩编为第四军，由李济深任军长，该军所辖的第十师陈铭枢部（副师长蒋光鼐，参谋长朱绍良，所辖二十八团蔡廷锴，二十九团范汉杰，三十团戴戟等三个团）和第十二师张发奎部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参加北伐。该军的第十一师陈济棠部则由李济深率领留戍广东。一九二七年一月间，陈铭枢的第十师联合友军，先后击败吴佩孚、孙传芳军阀部队之后，在武汉扩为第十一军，辖第十、二十四两个师。陈铭枢升军长，蒋光鼐、戴戟分任师长。是年春，宁、汉分裂后，陈铭枢拥蒋投宁，陈及蒋光鼐、戴戟脱离部队，该军军长由张发奎兼任（后由叶挺继任）。我则继蒋任第十师师长，继续参加北伐，在河南和张作霖军阀作战。是年七月东开江西，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我因政治方向不明，当贺龙、叶挺等率起义的部队南下时，我则率第十师东开河口，迎十一军副军长蒋光鼐回部，继续东开入福建，将何应钦所部新编第一军谭曙卿部缴械，恢复亿十四师番号，以我的副师长黄质胜升师长，重建第十一军，欢迎陈铭枢由日本回来任军长。（陈铭枢从一九二七年冬迄一乿三三年在政治上的一切活动，就是靠我重建的第十一军作为资本）一九二八年该军回粤，陈铭枢拥蒋参加新军阀混战。在广东五华击败汪精卫系张发奎、缪培南的第四军后，即回南路，在李济深指挥下参加反人民的“清剿”工作。一九二乿年全国整编，广东部队取消军的番号编为五个师，蒋介石扣留李济深实行讨桂，以新编第四军长陈济棠任广东编遣区特派员，随又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统率全省军队。原十一军长陈铭枢改任广东省主席。原十一军缩编为六十、六十一两师，由我和蒋光鼐分任师长。陈铭枢从此有了广东地盘，同时并间接控置这两个师的武力作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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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冬，桂军第七军、第十五军联合粤系另一支反蒋部队第四军张发奎部犯粤。蒋介石派第六路军朱绍良率三个师来粤支援陈济棠的第八路军，在广东花县赤白坭、新街一带进行堵击，激战几天，终将张、桂军击败，陈济棠命蒋光鼐为前敌指挥官率六十、六十一、六十二等三个师，追击进至广西北流西山、民乐地区，再度将张、桂击败。一乿三○年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即原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四集团军）联合反对蒋介石，是年五月间，张、桂军北上与阎、冯联合作战，前锋已抵湘北，陈济棠命蒋光鼐率六十、六 十一、六十三等师由桂回粤转湘尾追，于衡阳附近决战，第三次将桂、张军击败。双方伤亡惨重。衡阳战役之后，当时阎、冯联军在豫鲁战场占优势，打得蒋军焦头烂额，蒋介石命蒋光鼐率六十、六十一两师增援津浦线作战，于七月底占领济南，将阎锡山在山东战场的部队击败。八月间，蒋光鼐升十九路军总指挥，我升第十九军军长。随转战河南平汉线，在新郑、郑州地区联合友军，将冯玉祥主力击败，结束了中原会战，稳定蒋政权的统治。十九路军几年来成为拥蒋的忠实有力工具。

　　一九三○年冬，甫结束军阀混战，蒋介石即开始镇压人民的剿共战争，驱使十九路军入江西。由一九三○年十二月迄一九三一年九月止，十九路军参加了一、二、三次“围剿”，由于蒋光鼐多病，不愿参加反共战争，部队由我率领。

　　一次“围剿”未赶上，二次“围剿”没有主力战斗，三次“围剿”由于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事件造成宁、粤分裂，陈铭枢被迫离粤，接受蒋介石委任江西右翼军总司令，直接指挥卿九路军。当时蒋光鼐在沪治病，部队由我率领在兴国高兴圩和红军打了三天两夜，所属六十、六十一、七十八三个师伤亡达三千。三次“围剿”结束不久，即爆发了“九·一八”日军侵略我东三省的沈阳事件。国难临头，我率师回至赣州整补时，开始认识连年内战，枪口不能对外，是造成日本帝国主义想灭亡我国的主要原因。决心从此不再反共，主张一致对外，我在赣州体育场，曾率领全军举行庄严宣誓。

　　一九三一年冬，陈铭枢因促进宁、粤合作，被蒋介石调任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因此十九路军调戍京沪。由于南京政府以国防未准备好为借口，采取消极抗日政策，助长日寇的步步入侵，转瞬辽、吉、黑三省只有马占山打了一下，即告沦陷。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日寇在各地到处寻衅的同时，竟以上海作为压制抗日运动的重心，企图以军事控制淞沪，迫使南京政府屈服。我和蒋光鼐、戴戟商量决定淞沪抗日计划。

　　那时蒋介石被迫假下野，在幕后指挥，指示何应钦、朱培德来电迫我于一月二十七日退出市区，以免冲突，我抗不交防。

　　一月二十八日，日舰队司令块泽竟向我军通牒，要我退出闸北，我不予理会，严阵以待，是夜十一时即爆发“一·亿八”抗日战役。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支援下打了一个多月，伤亡万余人，最后为蒋介石叛卖而结束。战后，我受到蒋当面痛责不服从命令之过，淞沪停战协定后，以剿共军事告急，要将全军三个师分割使用到皖、鄂、赣地区参加内战，全军官兵闻之痛心。嗣后经我们力争，在人民爱护下，蒋介石才打消原议，适福建反共失利之机，十九路军才免于支解，而集中调到福建，迫使我军继续执行反共卖国政策。蒋介石仇恨抗日部队及抗日将领，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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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十九路军抵闽时的割据形势

　　一九三二年五、六月间，十九路军先后开抵闽西南，当时福建的形势四分五裂，省主席方声涛只知吸大烟享受腐化，对地方政治毫不关切，乃一个典型官僚。地方政权土劣横行，互相攻讦，当时的苛捐杂税达二百多种，宗族派系间的械斗迄无宁日，造成民不聊生的景象。在军队方面，福建全省没有蒋介石嫡系军队，大都是地方土著及杂牌部队割据称雄。以建瓯为中心的刘和鼎所部五十六师，割据闽北地区；以邵武为中心的周志群独立旅，割据闽西北地区；以仙游为中心的陈国辉独立旅，割据闽东南地区；以漳州为中心的张贞部四 十九师，割据闽西南地区；以尤溪为中心的卢兴邦部新编二 师，割据闽中地区；以福安为中心的陈齐王宣独立旅，割据闽东北地区。其中以陈国辉部号称六个团，军纪最坏，跋扈横行，掳人勒索，无恶不作。卢兴邦（闽北王）盘踞尤溪、永安、大田多年，自设兵工厂，设卡抽税，该部有多少人枪无从知悉，是匪是兵也无所区别。

　　关于当时红军的情况，在十九路军未抵闽前，闽西北及闽西南许多地区已解放，并建立了苏维埃人民政权。十九路军抵闽后，红军第一军团已退出漳州、漳平、龙岩地区。上面所述这些杂牌土著军队，大都先后吃过红军的败仗，损失相当严重，对红军作战如惊弓之鸟，多采保存实力的观望态度。

　　在我们部队开闽时，蒋介石即将陈铭枢的卫戍长官部撤消，将该部改组为驻闽绥靖公署，升蒋光鼐为主任，以我继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十九军军长。我率部抵闽后，蒋光鼐不愿就职，回到广东原籍，表示不愿再干。绥署虽设在福州，只有参谋长邓世增处理业务，等于虚设，对福建全省军政的整理无从开展。福建的军队如此复杂，政治又如此腐败，我是一个军事指挥官，既无权指挥行政，又无权指挥其他友军。十 九路军抵闽，我将部队分驻闽南、闽西地区，以六十师进出龙岩，六十一师集中泉州，七十八师进出漳平，除龙岩前线与苏区接壤地区彼此对峙戒备外，其余的部队则进行整理补充。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另在广东成立一个补充旅，尚在广东未归建，当时我感到蒋光鼐迟迟不肯回闽就职，久拖下去，“中央”另派员接充，则陷我军极为不利地位。同时，如蒋不回闽，让我独力维持本军，也很棘手。抵闽以来，官兵不满于内战的心理与日俱增。对部队生存，对抗日事业，我颇失信心。因此我在八、九月间，乃亲到广东，约陈济棠手下的第二军军长香翰屏到东莞南棚访蒋，我以辞职要挟，香翰屏代表粤省当局相劝，蒋乃打消辞意，同我一道回来。从此福建军政主持与策划有人，这是日后“闽变”主要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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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鼐回闽后，我们计划一方面在闽西对红军采取守势，安定防区的秩序，针对官兵不想打内战的思想情绪，防止各部队可能兵变的措施。特别是对“一·二八”战役后，在湖南、河南各地招募来的新兵万余人加意防范。一面将留置在广东的补充旅数千人，调回福州归绥靖公署直辖，以巩固闽东防务；一面计划绥靖闽东南泉州迄福州地区，作为十九路军的后方基地，决定将横行闽东南永春、大田、仙游、莆田等地自由行动的陈国辉部用武力解决。先将陈国辉扣留，在当地人民请求下，加以处决，并派兵将该部数千人彻底肃清，使福建东南绥靖一方，为福建开辟新局面打下一点政治基矗一九三二年一月，蒋介石调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命我升任驻闽绥靖主任，当时陈铭枢在“中央”也已被迫辞职。靖绥主任是指挥全省军政的，以一个多年领导我的上级长官，一 变为受我领导，十分不便，我当然不愿干，蒋光鼐要我以大局为重，力劝就任。蒋介石把我提拔上来脱离陈铭枢、蒋光鼐的控制，以便利他的指挥与宰割阴谋是非常明显的。约在二月上旬，蒋介石在武汉来电要我到汉口见面，当面询问卿九路军进入闽西的情况，并告诉我福建人事极为复杂，宜多用闽省人帮忙，对军纪尤当切实整饬，办过福建事的人，方知办福建事的困难。他查问我两次回广州关于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对“中央”态度怎样？我借词搪塞，他得不到要领。最后他告诉我对待两广事情，你不及他们的策略，不可太率直轻信外间一切谣言等语。此行明确两个问题，一是知蒋介石重用我，为的是调动福建全力西犯苏区；一是知道蒋介石怕我和广东、广西互相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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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是年四月间，五次“围剿”行将揭幕，当时南昌行营已发表顾祝同为浙、闽、赣、粤、湘五省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同时蒋介石又派黄绍竑南下与粤当局洽商“剿共”诸问题。我也被指派回粤参加，粤方则请桂省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来广州讨论关于“剿共”及拥护政府等问题，提出一个方案：桂军（称为第四集团军）允派兵兿个团，粤军（称为第一集团军）允派兵二十个团开赣南，每月由“中央”资助广西三十万元，广东一百万元，以陈济棠为浙、闽、赣、粤、湘五省南路军总司令，以我为五省南路前敌总指挥。黄绍竑北上复命，我即回闽，不久“中央”任命的关防颁到。当时蒋介石为利用我作反共工具，我一身担任五省南路军前敌总指挥、福建绥靖主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十九军军长等四职，位高身危，面前虽有道路两条（作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如不愿“剿共”，必为蒋介石消灭；如服从蒋介石命令积极进行“剿共”，官兵不愿打，孤军深入，后无援兵，也必为红军所消灭），归根到底，两条路变成一条路，“剿”也败，不“剿”也败，打也完，不打也完。我当时在这样恶劣环境下，和蒋光鼐商量，为求一时的安定，在政治上军事上作出如下对策：

　　（１）为了十九路军有个后方，决定和广东搞好关系。广东物力丰富，每月接济本路军二十万元之巨。所谓西南政务委员会实际是半独立的政权，我曾三次回粤观察粤当局所采的策略是不拥护“中央”，亦不完全反对。它对十九路军的态度，是希望我们在福建能稳定下来，万不可侵入粤境危及它的统治为原则。我们基于这个特点，在三月间，由蒋光鼐派秘书长李章达回粤和西南政府拟订粤、闽、桂三省联防草约，企图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互相支援，彼此和平相处。粤、闽间关系尽管不是真诚合作，但双方以抗日救亡名义初步达成协议，闽方以我为代表，粤方以黄任寰代表陈济棠，在漳州签了字，十九路军师长以上均署了名。虽然后来在闽变开始时，陈济棠不守信义，但在闽变前，闽粤边防曾起了一点安定作用，闽变后，多少尚留有一点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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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为了稳定闽西政权，采取耕者有其田的改良主义办法。福建闽西地区不少县份被红军解放了几年，我军入闽后，红军主力退出龙岩、永定以西地区。我与蒋光鼐认为红军处处得到农民支援是得力于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于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闽西善后委员会，将闽西有关各县政权，暂归驻闽绥靖公署直辖。以六十师师长沈光汉，四十九师师长张贞，地方人士傅柏翠等为委员，我自兼主任委员，并派秘书长徐名鸿兼该会秘书长，草拟该会施政方针，以实现三民主义，实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计口授田政策，红军曾经分过土地给农民的地方，从新分配。凡是被苏区打过土豪分过田地的地方不许土豪报复，但也不许农民再斗争土豪。采用和平手段解决土地问题。所谓耕者有其田，即能耕田就给土地，不能耕，即不给土地。所谓计口，就是住在农村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不问出身成份，有一个人就算一口，所谓授田就是分配土地问题，由政府从新分配，不许阶级斗争。后来，这个办法实施几月，在曾被红军土改过的地方，地主势力已被打倒，容易推行，贫苦农民得到一点好处，上杭、永定、龙岩等地有了成效，博得农民支援拥护。但其他地区，如在漳平进行时，地主、富农联合中农起来反对，污蔑十九路军是变相的共产党，处处遭到破坏。有部队驻扎时，地、富尚不敢猖狂，而部队离开就闹变天。我们对闽西的政策原来是想对抗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政策的，但这种恩赐式改良主义，动员不了农民起来组织自卫军保卫政权。闽变后，在地主进攻下农民受害，很快就失败了。

　　（３）为了保存实力消极执行进犯苏区的计划，蒋介石既不许十九路军抗日，自然更不许该路军不“剿共”。一九三亿年六月甫抵闽不及一月，南昌行营即来电要派兵往龙岩、永定、闽西等属，所幸红军主力已由闽西转向江西作战，在长廷龙岩、新泉以西，在闽北邵武、将乐以西地区，只有一 部守备苏区部队，没有进攻企图，前线虽接触频仍，但没有大战斗。从一九三二年八月迄一九三三年春是相安无事。我们对蒋介石的对策只有谎报敌情与虚报战果来应付。南昌行营当时派督战官蔡---ぷぴ谧懿考嗍印Ｕ庑┨匚穸咳丛黾渿不少麻烦。约在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南昌行营一再来电要十九路军派兵八个团进占连城、朋口、芷溪之线，限期到达具报。我无法阳奉阴违，于是命令七十八师区寿年部由南靖、永安西进连城，并以长汀的保安团马鸿兴部拨归该师指挥。我并指示该师取守势，万不可孤军深入，将兵力分散无法驰援。不料该师抵连城不久，即遇红军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主力东进。七月间，我在福州鼓山接到该师长区寿年急电：“红军主力向连城进攻，外围部队均被包围，请援救”等语，我复电着其死守，苦战不足三天，该师即弃城东撤，损失达两团部队，行营来电申斥，我乃令六十师沈光汉由龙岩进至永安。连城失守，永安频于危险，当时将乐、归化又失，刘和鼎的五十六师火急求援，我乃又令六十一师毛维寿部主力由泉州经大田向沙县集中。我亲率补充师进至水口、尤溪口西岸地区。当时红军有进攻延平模样，我六十一师的郑为楫团在延平、青州附近又被击败。我认为红军有决心消灭十乿路军企图，蒋介石留在江西的部队几十师，而福建方面兵力如此薄弱，如此分散，军事失败，一味追究责任，却无援兵调来，我所指挥的杂牌部队也无法调动。我感到积极反共固然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面对当前的严重情势，保持卿九路军这点本钱很不容易，蒋介石想假手红军来消灭我们，可以肯定无疑了。当时陈铭枢回国初来福州，我质问他：“你口口声声说已和共产党拉拢有几个月了，如今红军全力东向，想歼灭我军，这是合作吗？”他说：“没有合作成功，当然不会停止敌对行为呀！”在红军进攻下，在蒋介石申斥下，我自己站在十字路口非常苦恼。这是一九三三年八月下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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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闽变”前的种种酝酿与措施

１．派兵援热河与反对塘沽协定

一九三二年春，日寇侵淞沪后不到一年，由于南京政府对日本步步屈服，导致日寇于一九三三年春，又出兵攻占热河，并猛攻我华北长城各口，当时在河北地区国民党部队第二师，二十五师，八十三师与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及长城内外的义勇军均奋起抵抗。当时我在福州和蒋光鼐研究，我军是“一·二八”抗日部队，为打乱蒋介石不抗日政策，应向“中央”请缨北上援救热河，继续抗日，苟使“中央”不肯以我军全部北调，也应以一部先遣策应，以资鼓励前方士气。一 再请示，始允许我军由各师抽调志愿官兵编成十九路军援热先遣队两个纵队北上。我回漳州召集各师长会议取得一致同意，推定以补充旅旅长谭启秀为第一纵队司令，以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为第二纵队司令，共抽出步兵六个团，粤、桂两省各编成一个师援热。当时广州西南执行部并推我为援热联军前敌总指挥。蒋介石对我此举不满意，但碍于形势，允予北上。当我先遣纵队出发由闽西进入粤境时，却受到地方阻碍，于是我乃回粤和陈济棠商量，准十九路军援热先遣队迂回至广东老隆出源潭乘火车北上，当前锋抵湖南之耒阳时，热河及各关口相继失陷。蒋介石不敢坚持抵抗，在五月间，日寇逼近北平、天津，何应钦正在负责军委会北平分会，他公然和日寇签订塘沽协定，事实上就是承认日寇占领东北，又把冀东、察北、绥东划为非武装区。从这个协定看出，南京政府在淞沪协定以后一贯的忍让辱国，真正的目的乃是为对内加紧“围剿”。塘沽协定后的几天，蒋介石来电给我，令援热军火速回闽，此次忍痛回师，白白化去军费二十万元。蒋光鼐命秘书长孙希文草拟一个反对塘沽协定出卖华北主权的反动措施的通电，蒋和我签字之后即发出，引起南京政府来电相责。至于六月间，我为了安置援热部队要求扩充两个师番号，蒋介石被迫同意将援热第一纵队改编为补充师，由谭启秀任师长，将援热第二纵队与四十九师合并，将原来的师长张贞撤职，改由张炎升充。这样情况下，我才把这个闽南土著的蒋系军队加以彻底解决，使闽西南无异己部队。这算是援热先遣军归来的一点收获，也算是为“闽变”铺平一条小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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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付蓝衣社的颠复与蒋介石的收乿。

　　十九路军自“一·二八”战役后成分日趋复杂，中上级军官已有趾高气扬享受腐化倾向，久战之后，一旦有了一个地盘就想安逸，过去长期流动，一旦停止下来，成立家室的风气很普通。下级官兵认为打过日寇之后，不想再打自己同胞的观念很重。当时南京有蓝衣社（复兴社）组织，我为防止部队分化，想树立一个核心，特接受秘书长徐名鸿建议，秘密成立一个改造社，我兼总社长，徐名鸿任书记，各师成立一个分社，由各师长兼分社长，分社之下设支部，社员以选拔优秀的中下级军官，特别是在本军服役时间较长者，有一 定知识的为对象。口号是对外主张团结抗日，对内防止腐化，发扬十九路军光荣历史。实质上，在一九三三年春成立该社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该社社员秘密防范蒋介石派人暗中渗入我军策动叛变，并防范蓝衣社渗入军队内部分化，作为上级将领的忠实耳目的一种小组织。是年夏，改造社在厦门市查获由南京用化名汇来一笔款，侦察结果是汇交本军去年送入南京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受训毕业回部人员的津贴费用，遂逮捕收款人黄汉光、周邵，毕业学员已多数加入蓝衣社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拥护领袖，复兴中华民族”、“奉行要抗日必先剿共政策”、“谁敢违抗领袖，反对政府就要制裁”（杀害）等情。我得悉这个严重情况，下令各师改造社以黄埔军校及中央各军校毕业的军官，均作为嫌疑对象，进行调查研究。当时黄埔生在军中任团长以上的有范汉杰、张君嵩、吴康南、汤毅生、云昌材、廖子明、刘世炎、梁为焯等人，团长以下的军官二百余人，其中由军校训练班毕业回军后发展为蓝衣社组织的达百余人，我下令一律逮捕，将其中情节较重的数十人，加以秘密处决，以免后患。自把这次蓝衣社恐怖运动清洗后，军中的团结，军官的反蒋心理日益高涨，骄满腐败风气得到一 定程度的纠正。是年秋，全军改造社进一步发展，蒋介石想迅即瓦解十九路军的阴谋诡计得到进一步证实。这一案的破获加强了我的反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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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改造社的上层分子对蒋介石的态度，绥署参谋长邓世增，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这两个人，都是陈铭枢的老参谋长，对反蒋一向不大积极，生活很腐化。师长之中，沈光汉、区寿年、谭启秀三人思想保守，但都是我罗定同县人。蒋介石对此三人未曾直接搞收买工作。只在后来听说宋子文曾对谭启秀很拉拢。其中毛维寿是江西人，事前我曾据报此人和蒋介石拉上关系。远在一九三○年夏秋间，毛任六十一师第八旅长时，途经归德附近，蒋介石直接召见，送过他一笔钱。一九三一年十月间毛升六十一师师长不久，蒋介石通过南昌行营参谋长江西人熊式辉策动毛脱离十九路军建制，并送特支费一笔。何应钦并派云南人赵锦雯为六十一师参谋长，作为策划毛维寿亲蒋的拉线人。我发觉此事后，在“一·亿八”战役前特令该师归建，蒋之阴谋未逞。来闽之后，我认为六十一师和我关系较浅，非粤籍军官颇多，但毛是戴戟、蒋光鼐一手提拔起来的，总不至叛变团体，倒戈相向。因此我未做人事调整，只暗中防范。结果在反蒋时，毛在退兵集中泉州时迫我离开部队，公然投敌。另一个师长是张炎，此人在“一·二八”抗日战役中作战勇敢，据报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曾想以其长女杨璇熙嫁他，杨和张炎都是广东高州人，所以张、杨之间拉上关系，为蒋介石所收买。一九三三年夏，我升张炎充四十九师师长时，曾想过，张炎之兄张世德和我患难相随，一九三○年充任旅长阵亡之后，我蓄意把张炎提拔起来，他不知感恩图报，也不会叛变我，所以未加处理。结果在“闽变”时，张随毛维寿一道降敌了。毛、张两人为蒋介石所收买，颠复我军阴谋得逞，除了说明蒋介石手段毒辣外，也说明了我组织的改造社，还不足以对抗蒋介石的颠复。

　　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间“闽变”开始后，我们脱离了国民党，陈铭枢另行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分子组织生产党时，我即解散改造社，所有成员大都转入生产党，十九路军失败之后生产党即无形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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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领导层的内部矛盾

　　上面谈过十九路军的内部复杂情况，现在再谈谈酝酿“闽变”中我和陈铭枢的一些矛盾。陈铭枢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在南京政府蒋介石、汪精卫等压迫下因无法立足而出国的，约在苏联及欧洲各地考察了半年，在七月间由巴黎来电准备回 国，我去电赞成。他一九二○年在粤军充任营长时，我就在该营当排长，十三、四年来他是我的直接上级，彼此相依，陈铭枢主政治，蒋光鼐主运筹，我主督战。连年转战，才把卿九路军这支部队发展壮大。但陈长时期以家长自居，把军队看作私人资本，领袖欲强，野心勃勃地不体念官兵牺牲奋斗的艰难，多疑善变，遇事投机，总想侥幸作孤注一掷，这些是非、成败、利害上我和他有重重矛盾，在私情上彼此也有隔阂，不如我和蒋光鼐做到鱼水相依，甘苦共尝。在“闽变”酝酿过程中，如不是蒋从中调解就搞不起来。记得陈囿到香港，我不避外界闲言亲往迎接，以示敬意，我和他联袂到闽，他即以太上自居，办事专断，不按手续，不择手段，不顾我的威信，今日在某团体演讲，明日又到某军某师讲话，大有不谈革命，不谈抗日民族就不能自救，自身就不能保的神气。陈表示应迅速组织政府倒蒋，最好是联广东、广西一道合作，如广东不合作，即和广西合作，否则两广都不合作，也要单独干。我和蒋光鼐则主当前不应公开反蒋，只有维持现状，搞半独立来聚积力量，连络四方训练干部等待时机，有了充分准备再干。八月间，蒋光鼐应约赴粤，和陈济棠商量合作反蒋事，得不到要领回来，他却接受陈铭枢与各党各派联合组织民主政府，推李济深出来主持反蒋抗日大计，劝我答应这个主张，不计成败。我看到蒋光鼐既如此，我明知军事、财政毫无办法，搞起来只有失败，也不坚持反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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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回到漳州召各师师长开军事会议，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他们均无政治头脑，心里纵有不满，也不敢吐露半点，也不表示任何意见。我看到这种情景，深感处境甚苦，很想挂印逃官，但念我一旦离军，各师师长论资格论战功，互相伯仲，无人可以统帅，有些师长表示“你不干我也不干”，经过长时间考虑乃打消此意。

　　陈经过此次来闽活动勉强取得一致意见后，即匆匆回香港，随又派陈公培来闽研究和红军如何联系问题。当时红军主力尚在延平外围，仍有进攻延平企图。这证实陈铭枢所谓半年来和共产党拉了关系之事，仍不能落实。因此为了部队生存我和蒋光鼐商妥，两人联名派人和红军直接联络，表明十九路军及福建省政府的政治度。此时我和陈铭枢的矛盾虽有蒋光鼐的调和，有些问题得到解态决，有些问题直至“闽变”失败前仍保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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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与中共中央签订军事和边界协定

　　在未述签订边界和军事协定前，先叙述一下十九路军和红军三军团联系的点滴情况，因为派员进瑞金联系是在和红军直接联系好之后进行的。我记得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旬的前方战况，延平城区归五十六师刘和鼎主力守备，补充师谭启秀部在水口、延平之间闽江南岸与红军对峙，在延平、尤溪之间，新二师卢兴邦部也加入战斗受到损失。在八月下旬红军一度进攻延平，并佯攻水口，刘、谭两部均有一些损失。六十一师梁世骥旅郑为楫团，在延平以南地区也一度被袭，兿十师沈光汉部控制在永安、沙县间，全部取守势。七十八师新败之余，除留云应霖旅在沙县外，余部撤回莆田整补。十 九路军当时除新改编的四十九师张炎部留在闽西南守备外，几乎全部动员来对付红军这次东征。整个福建蒋军主力七、八 万人都动员，始将战线稳定下来。但防广兵单，捉襟见肘。在此情况下，我和蒋光鼐密商，采用秘密方式，请陈公培亲到延平前线与红军初步联络，当时我对陈公培的历史不明白，只知北伐时代在第四军工作过，和共产党有过来往，认为陈铭枢介绍来，一定靠得祝此时十九路军又派不出适当的人来，在军情紧急下商得陈公培同意，用绸子写了一封给红军的联络信，化装农民，将绸子信装进衣内，另搞好一份密码本交陈公培带在身边，我亲带陈到达水口，并打了一张放行条，告诉陈从延平西南进入苏区，令补充师第一旅旅长司徒非派人护送。九月中旬，陈公培果然和红军在延平西南六十里之王台联络上，带回彭德怀的回信。我在尤溪口指挥所接到之后，内心很喜欢，彭的回信内容记不清，其中大意：十九路军响应共产党一九三三年一月宣言和红军合作，表示欢迎，惟其中对十九路军有不少教育责备之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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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中秋节前几天，陈铭枢接蒋光鼐电报，知道我和彭德怀在前线联络上，前方已入休战状态，请我继续派人至瑞金和中共中央取联络，于是我选派秘书长徐名鸿前往，陈铭枢又匆匆由香港二次来闽，说他半年来派梅龚彬等人联络中共得不到要领，却由我在前线打成交道。他又布置仍要陈公培陪同徐名鸿一道去瑞金。此次陈铭枢来闽住了几天，又匆匆回香港分别策划去了，关于联共之事，便由我和蒋光鼐全权进行。徐名鸿等人约在十月初到达瑞金后，见了中共中央领导人，据徐名鸿说曾见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但没有见到当时当权的王明、博古。中共中央派代表具体和徐商谈，主要谈判闽西苏维埃区与闽西善后处（即闽西善后委员会）双方划界而治的问题。我希望徐名鸿谈判十九路军和红军共同抗日反蒋大计，能与红军取得一致意见。惟中共代表人对我们的意图不够了解，却很少谈到这些问题（和红军没有达到攻守同盟，是“闽变”迅速失败原因之一）。于是在十月间草草地订立一个临时划界协定，我即调徐等回闽，另请中共派代表来福州商谈，约在十一月上旬中共代表即应约到达福州。

　　十一月下旬，中共军事委员会加派张云逸为驻十九路军军事代表。未到福建前，中共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基于徐名鸿在瑞金所协商的基本精神，和我们签订一项重要协定，全文记忆不清，主要是双方划界地点在闽西的永定、上杭地区。中共派张云逸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我和蒋光鼐派陈小航代表福建省政府及驻闽绥靖公署闽西善后处在龙岩签订协定。双方根据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协定，规定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将闽西上杭四、五两区划归闽方，长乐、当风坳、司前等地应归苏方，另将上杭华家亭（北三区）划为中立区，双方均不驻兵。中村、邹坑、黄土畲，华家亭、大竹坪、小和康、苏塘、丘坊各地政权属于闽方，坪上、葛坊、碗窑、高地、矶头等地政权属于苏方。

　　永定河西，除虎冈、龙冈依协定由十九路军驻兵保护交通安全。协定签订后，福建省府及驻闽绥署，十九路军均无后顾之忧。我方解除依南昌行营一九三三年春规定的经济封锁，向苏区供应盐、布、西药、器材等特需品，中共代表来闽后曾具体谈判物资交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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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扩编基本部队收编杂牌土著

　　扩编十九路军。一九三三年九月间，十九路军和红军停止敌对行动后，我即令各部悉数将损失缺额迅速补足，加急训练，十月间，我分别调整团长以上人事。十一月上旬召集各师长在福州开会，计划将全路军所辖五个师十个旅扩为五 个军十个师的番号。在师的番号中，仍保留历史较深的六十、六十一、七十八及后来改编的四十九等四个师的番号，取消补充师名义，其余改名一、二、三、四、五、六等师。当时这样做取得蒋光鼐、陈铭枢的一致意见，我们的目的想借以壮大声势，鼓励高级将领的情绪。惟限于军费筹措不易，在兵力上没有得到适当增加。只在装备上，我曾计划加强，以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慰劳金项下向捷克自购一部分武器加以补充（后来这批武器未运到即失败）。这个扩军腹案策定后，“闽变”即开始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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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将当时序列记要如下（作者注：个别人员或有错误）：

　　（１）以六十师扩充为第一军（“闽变”时全衔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以下各军同），原任该师师长沈光汉升军长，原副师长李盛宗升副军长，原师参谋长陈心荢熒文背ぃ原一二○旅旅长邓志才升第一师师长，以原一一九旅旅长刘占雄升第六十师师长。原六十师所属各团番号取消，另赋予一至六团的番号，以黄茂权、陈生、梁佐勋、谭忠、汤毅生、华兆东等人按序分任各团团长（营长以下略，以下各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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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以六十一师扩充为第二军，原任该师师长毛维寿升军长，原副师长张励升副军长，原师参谋长赵锦雯升军参谋长，以原一二一旅旅长梁世骥升第六十一师师长，以原第一 二二旅旅长庞成升第二师师长，原六十一师所属各团番号取消，另赋予七至十二团的番号，以邱昌朝（朱炎晖）、郑为楫、吴康南、石抱奇、廖起荣、黄镇等人按序分任各团团长。

　　（３）以七十八师扩充为第三军，原任该师师长区寿年升任军长，原副师长黄固升副军长，原师参谋长李扩升军参谋长，以原一五五旅旅长应云霖升七十八师师长，以原一五六 旅旅长张君嵩升第三师师长，原七十八师所属各团番号取消，另赋予十三至十八团的番号，以丁荣光、云昌材、黄瑞能（林卓火斤）、邹融、钟经瑞……

　　（４）以四十九师扩充为第四军，以原该师师长张炎升任军长（原副师长缺），以原任师参谋长余仲麒升军参谋长，以原九十七旅旅长阮宝洪升四十九师师长，以原九十八旅旅长谢琼生升第四师师长，原四十九师所属各团番号取消，另赋予十九至二十四团番号，以谢鼎新、杨昌璜、周力行（士第）、谭光球、杨富强、梁美南等人分任各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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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以补充师扩充为第五军，以原该师师长谭启秀升任军长（原副师长缺），以原任师参谋长沈重熙升军参谋长，以原第一旅旅长赵一肩升第五师师长，以原第二旅旅长司徒非升第六师师长，原补充师所属各团番号取消，另赋予二十五 至三十团番号，以孙兰泉、郑星槎、萧组、蒋静庵、廖木云、曾涤平等人按序分任各团团长。

　　（６）为加强全路军的政治教育，除漳州派余华沐开办军官补习班训练军事、政治干部外，并拟将各师的政治训练处一律改为各军的政治部，以魏育怀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陶若存为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林一元为第三军政治部主任，郑丰为第四军政治部主任，谭冬菁为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各军政治部直隶十九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以徐名鸿兼主任。并拨补了一批第三党干部加入政工系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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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向广东空军司令张惠长调用空军人员刘植炎、邓粤铭等数十个航空人员，以接收原四十九师航空队为基础，另由华侨捐献飞机几架及向法国购买飞机六架，合编为十九路军航空第一、二两队，由刘植炎、邓粤铭分任队长。（“闽变”行将开始时，才发现这些飞机只能供侦察运输，不能参加战斗，据报承购人员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系留法学生，与法商与串通作弊之事。）拉拢杂牌土著军队。福建的杂牌土著军队约四万多人，表面上归我指挥，但关于人事、经理过问不了，就是指挥部署也多阳奉阴违。我们计划反蒋抗日时，也先后和刘和鼎、卢兴邦、兴荣兄弟、周志群、陈齐王宣等师旅长联系过，他们也派代表或驻福州办事处人员和我们周旋。当时曾计划在扩编十 九路军的同时，拟以刘的五十六师扩为十四军，卢的新二师扩为十五军，周的独立旅扩为独立第一师，陈的独立旅扩为独二师，争取他们中立，不以我们为敌。但这个争取计划失败了。（“闽变”时刘和鼎不接受番号，向蒋介石告密，被蒋介石升为三十九军军长，作为进攻延平的先遣军；周不接收番号，被蒋介石升为新十一师师长，掩护蒋军由邵武进入闽北；陈虽接受番号，随又被蒋收买升为新十师师长，该师进至浙、闽边之寿宁即行倒戈；卢虽接受十五军军长职，但按兵不动，只交换一此蒋军情报，敌军攻占延平时，也倒戈接受蒋的命令，虽没有升官，但也得到个正式五十二师番号，响应卫立煌所部敌军截击我军。）整顿闽西地方武装。自与红军订协定后，我即令闽西善后处负责人傅柏翠、徐名鸿等人，将连城保安团华瑞延，龙岩保安团谢兆麒、罗凤岐，上杭保安团钟绍葵，长汀保安团马鸿兴等部加以整顿加强装备与政治训练，作为闽西善后处的武装部队，使十九路军无后顾之忧，切实监视粤军在闽、粤边的活动及清剿在边区的特务散匪。其中以马鸿兴战斗力较强，特改编为十九路军独立团。“闽变”后，上述这些地方部队曾英勇地抵抗反击蒋军，保卫闽西政权。（马鸿兴部提高觉悟后，在掩护十九路军总退却时，在闽南洛阳桥抵抗蒋军卫立煌部卓著战功。）收编所谓“民军”。福建有一类地方武装叫做“民军”，但非人民武装，又非纯粹的土匪，它一面抗拒当地政府，一面又向防区农民横征暴敛以养活这些武装，对外设卡抽税，对内却不掳人勒赎。当时在闽南大田、永泰、永春、泉州地区约有七、八千人。我为扩充实力，是年夏，原任十九路军丿十八师旅长翁照垣后调往张学良所辖东北军任一○七师师长被撤职回闽，我特发表他为兴泉警备司令，收编该辖区洪文德、余承尧两部“民军”，编为两个支队，计划改造后扩建正式部队，编为第六军，以翁为军长，以巩固闽南治安。后来因“闽变”发动过急，未能集中，即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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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中共开始给一些国民党平反,是个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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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农民自卫军。闽西南龙、漳地区十余县，在十九路军的秘书长兼闽西善后委员会秘书长徐名鸿与第三党杜冰波、陈卓凡、段炳炎等人及六十师政工负责人魏育怀、田竺僧等组训之下，农民组织已具规模，尤以闽西漳平、龙岩、永定、上杭四县较好。我电徐名鸿编组农民自卫军，每县编成一个支队（或一个大队），计划将闽西南编一个农民师。

　　（“闽变”后，龙漳省编有一个约千余人的农民师，归徐名鸿指挥，和土顽特务部队作过战。）此外我在闽东闽中与沿海各县曾委派一批农民自卫军指挥。全部人事记不起，只知闽、浙边委范铁民、范振等，闽中地区委黄铸、余伯良等，闽海地区委高诚学、方清湘等，闽、粤边区委余伯群等为农民自卫军指挥。惟这些武装缺乏训练，武器不足，只有其中苑铁民部二、三千人在闽变后于泰顺、庆元各地对蒋军曾抵抗月余，对叛将陈齐王宣起牵制作用。

　　６．“闽变”序幕前鼓山会议的最后决策鼓山是福州东郊三、四十里外一座名山，十九路军将领和“闽变”几个策划人在这里开过一次决定性的秘密会议。这是“闽变”前最后一次重要会议，其中经过乃是十九路军内部最尖锐的一次斗争。

AUGUSTUS

oplwy 发表于 2013-8-7 11:33
近几年中共开始给一些国民党平反,是个很大的进步

哎，還有好多相片post 不上，只有可恨的2mb 啊！

oplwy

AUGUSTUS 发表于 2013-8-7 11:36
哎，還有好多相片post 不上，只有可恨的2mb 啊！

小时候我老师教的都是国民党是坏蛋,现在终于有改观了。

oplwy

我爷爷就是粤军。当年文革是坏成份

AUGUSTUS

oplwy 发表于 2013-8-7 11:41
我爷爷就是粤军。当年文革是坏成份

向國民革命軍致敬！

AUGUSTUS

oplwy 发表于 2013-8-7 11:39
小时候我老师教的都是国民党是坏蛋,现在终于有改观了。

反洗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