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和澳洲山林大火(一）（1月30日原创）

goodgeorge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和澳洲山林大火
Wuhan New Coronavirus and Australia Wild Fire
—当庚子年“举国体制”对抗新型病毒
When the Whole Nation System encounter New Virus in the Year of Golden Rat

目录 Contents
1、上两个庚子年（1900年和1960年）
History of Years of Golden Rat (Year 1900 and Year 1960)
2、侨医伍连德与1910年东北大流感
Overseas Chinese Doctor WU Lienteh and 1910 Northeast influenza
3、城市治理的危机
the Crisis of Urban Governance
4、澳洲山林大火与公民“自组织”
Australia Wild Fire and Citizen Self-organization
5、脆弱的强国（美国和中国）
Fragile Powers(US and China)
6、举国体制的优劣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Whole Nation System
7、生命诚可贵
Life is Precious
8、启示
Apocalypse

2020年，农历庚子鼠年春节之际，神州大地上正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防疫战争，源自“九省通衢”的武汉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 Coronavirus。让我们首先把视线投向并不久远的历史长河中，看看上两个庚子年在中华国土上发生的严重灾难，看看那时候的内忧外患。
1、上两个庚子年（1900年和1960年）
1900年（庚子年），20世纪的第一年，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挟北中国义和团肆虐之势悍然向美欧日等11国列强宣战，结果招来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军队惨败，首都北京被外国军队攻占。在大陆史书上称为“义和团运动”，而在当时的官僚精英和现代海外史书上称为“庚子拳变”或“庚子拳乱”。次年，病入膏肓的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与各国列强签定了旨在报复惩罚全体国人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4.5亿两白银等。
1960年，农历庚子年，中国正处在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年）期间，这期间保守估计中国饿死2千万人（农民为主）。现在解密的史料，这场“自然灾害”是天灾，更是“人祸”。“外患”是当时中苏断交，苏联逼我国归还因抗美援朝战争欠下的巨额债务，我们被迫拿大量农产品抵债，导致大量农民被饿死。
如果我们比较这60年前和120年前的这两个庚子年，就会发现这惨烈的现象和惊人的数据背后，真相有着惊人的一致，那就是最高统治者的野心狂妄和底层民众的愚昧狂热相结合酿成的苦果（人祸）；2、中层官僚（地方官）和知识精英的缺位和“失声”。按照金观涛中国社会一体化结构的理论和框架，只有当社会的上层（执政者）、中层（各级官僚和知识精英）和下层（基层民众）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整个社会才能趋于稳定，而上两个庚子年的灾难和危机恰恰证明了这个规律。
1900年，当时代表着中国“开放和理性”的洋务派和地方实力派，自知无力阻止清廷高层对外宣战，在当时如日中天的中国首富，大官僚盛宣怀的串联操纵下，东南沿海地区的督抚和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与欧美列强达成“东南互保”的协议，避免南中国陷入战火，但庚子战败使中央权威丧失，为地方实力派扩张了权利，为十多年后清朝覆灭后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混战埋下祸根。
1960年，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已经通过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打击了知识精英和民主党派，又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发起“反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运动”（批判彭、黄、张、周的反党集团），其实是摒弃自身队伍中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官员），再加上毛泽东错误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错误混乱的治理让国家民穷财尽，元气大伤，知识精英和实干官僚的被迫“失声”，最高领导人专制独裁的后果最终让中华民族生灵涂炭，付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