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下,人眼里的他人或群体或组织或国家成为”敌人“的理由并不一样,人对待”敌人“态度也不一样。
比如,在秦朝之后皇帝眼里,未表示足够忠心的人就可能是”敌人“,而秦后中国环境,对”敌人“的宽容度很低,如有可能,一般会对”敌人“,甚至”潜在的敌人“斩草除根。 秦后”理想的世界“不应该有”敌人“。
在另外一些社会,君主皇权没有这末大的权力,他们必须学会和大部分”敌人“共同生存。如何共存而又不至于危害自己的生存不仅是门必须的技艺,而且可以是一门艺术。
没有敌人,人自然可以”高枕无忧“,但并不能保证将来不再会出现敌人。 有”已知“的敌人,也有好处。所以,有些政治家,有些社会,有些国家,要不断”创造新的敌人“, 或帮助保留自己的“敌人”。
当然,如何界定”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朋友“,如何界定并非自己”盟友“但能持中立态度者和如何界定自己的敌人需要技巧。缺少技巧,缺少智慧,就不必要的增加了”敌人“。
我上面的话可能在某些人眼里是胡话,为什么我们需要”敌人“呢?
因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因为已知的敌人常常遏制未知敌人的兴起;因为”敌人“常常比”朋友“更了解我们的弱点,更能帮助我们前进。等等,等等。
从对待他人的态度而言,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是有缺陷的。 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人对人的判断大体非黑即白,缺少微妙的层次。真实的世界,不仅绝对黑和白之间有无数的层次,而且颜色可能随光线而变,有时比真实的黑,有是比真实的白。
当视觉”建立“在”黑白分明的基础上,我们就不得不硬把一些中间颜色硬归结到黑或白的类别中去。或者“不够黑”即为“白”,或者“不够白”即为“黑”。也正是如此,能创造的“艺术”世界就相当单调。
我常想到创造汉朝的刘邦和创造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 无疑,在创造新朝代上,刘邦远远超过始皇。刘邦分封诸王,看起来是一种倒退,但实际又是一种进步,奠定了汉朝四百年的架构。 但比起德川家康,刘邦又远为逊色。刘邦(吕后)用各种借口杀害逼反异姓诸王,分封毫无功绩的刘姓诸王,开辟了”家天下“的恶例。
德川家康把天下分成德川家,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 外样大名是最后投降德川家的藩主,也就是说最后投诚的敌人,未来的“潜在敌人”。在德川幕府时期,外洋大名常常比亲信的谱代大名有更多的土地。 德川如此做,需要相当程度的自律,手下家臣也可能有种种失望,但因此保持了大名之间的竞争和张力。 德川幕府,亲藩和谱代大名无法高枕无忧,外样大名也无法高枕无忧。维持这种局面无疑需要更高的政治技巧,但也许如此,日本才能产生萨摩等藩的维新志士,才能完成“创造性的毁灭”,完成明治维新的革命,而德川家也得善终,至今仍旧是日本的“名门”!
总之,从更高的角度, 我们需要”敌人“, 我们甚至要帮助”敌人“生存下去。 一个敌我共存的世界,胜过一个不断消灭敌人而敌人又不断涌现的世界。
一点胡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