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aalleexx 于 2014-10-17 00:27 编辑
飞蛾与红炉的爱情：萧红的朋友们为何向“左”转
导语：从《黄金时代》公映之前开始，这部电影就带来了广泛讨论。虽然评论众多，仍不免有些隐蔽而关键的东西尚未被谈及。为此，《洞见》特别策划《再议<黄金时代>》系列，另辟蹊径、冷静思考。
电影展现了萧军萧红等一批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人，他们受五四启蒙，追求自由和个性，却又集体向左转，投入了一个高度集体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阵营，这是那个时代的一股潮流。他们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左翼在当时社会处于一种怎样的状况和位置？学者刘仲敬认为有产阶级家庭的青年才能做左派，他们的终极追求是个性解放，恋爱自由成了集中体现。因此，他们通常是孤苦伶仃的畸人，毁灭自己和产生自己的社会，飞蛾般投入红炉。萧红死在这条路的开端，大概是她最大的幸运。
文明在其积累阶段，通常不会产生才子或文人；只有在挥霍阶段，才会释放这些美丽的焰火。焰火的任务就是燃尽膏脂，为种子留下适宜的苗圃。名垂青史的美丽景观，对焰火本身只是无足轻重的副产品。五四青年及其精神苗裔就是这样的焰火，以其临去秋波向行将灭亡的母体告别。焰火就其自身性质而言，最不适合兼任种子的角色。然而，焰火的崇拜者对此经常不能理解。文革以后最常见的神话有两种：都怪我们没有坚持真正的马列主义，都怪我们没有坚持真正的五四精神。不言而喻：前者通常出自政治家之口，后者通常出自文人之口。于是，今天的文学青年仍然经常重复余烬发出的哀号：回到五四，回到自我解放的天真时代。
五四精神所强调解放包括政治和社会两层意义。前者意味着抛弃军绅政权劫持的代议制，直接诉诸集体和先验的庶民、平民或国民。后者意味着打破儒家宗族共同体对个人的约束，实现全面的个性解放。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考虑，国民或人民都是构建以后才会出现的行为主体。构建主要依靠组织和津贴，不久就证明只有国民党和苏联才能胜任。个性解放才是自恋者的终极追求，但也不是有产阶级家庭以外的青年所能承受的奢侈品。张中行这种华北农村的小地主子弟觉得，脱产读免费的师范学校已经构成重大和不容损失的投资，普通城市中学教师的薪水已经足以将他提升到大多数乡绅不能企及的社会阶梯。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脱离旧家庭，只能做余永泽。
典型的文人反叛者犹如美国六十年代的左翼青年，多半出自有产阶级的上层。只有他们才有资格高呼革命口号，蔑视出身无产者或有产阶级下层的右派和秩序维持者----警察、国民警卫队、工会会员、尼克松总统和里根州长。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和女权主义者萧红都是大地主家庭的产物。在内地和农村，阶级地位比这更低的家庭根本没有产生左派的资格。对他们而言，左派身份意味着抛弃内地-农村出身的宝贵通行证，保证从此以后可以混迹于城市布尔乔亚子弟和留学生组成的更高圈子，甚至获得政治寻租的机会。有钱人才能做左派或自由派，致力于传统社会的解体。小有产者或无产者的子弟如果有出头的机会，多半只能做威权主义者、儒家保守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例如陶希圣、钱穆和戴笠；因为他们没有富人专享的反社会资格，小共同体的保护或约束对他们的安全和升迁至关紧要。对穷人而言，五四意义上的自由或解放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 自由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代表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五四青年真正关心的自由并不是信仰自由或思想自由，而是摆脱宗法大家族专制、资本主义经济压迫和社会习俗束缚的自由。恋爱自由集中了三者的焦点，远比政治自由更得人心。他们欣赏国家的强制，如果这样有利于富国强兵的话；敌视社区的纽带，因为后者肯定有碍个性的解放。这种组合的怪诞程度，犹如一个人无法忍受蚊子的骚扰，却不介意将眼镜蛇养在卧室里。他们心目中的西方社会，似乎只有易卜生和萧伯纳是惊世骇俗的主角。他们根本不愿承认：西方社会的基本细胞恰好就是诺拉和斯多克芒医生挑战的虚伪市民（“结结实实的多数派”），文人发明的边缘人英雄从来没有组织共同体的能力。明代士大夫就已经发现：较之天主教徒，儒家社会的性管制可以说相当松弛。新教社会对家庭价值观和严肃风俗的重视比天主教徒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容不下丁玲、萧红这种自恋成性的滥交者和杀婴者。粉红色新青年对传教士、救世军、基督教青年会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异常厌恶，其实这些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倒是当时中国最接近西方的类型。
拒绝家庭和社区的义务，蔑视社会风俗和舆论的柔性规训，仇恨资产阶级腐朽自私的财产观，怀疑和嘲笑宗教价值观，信任和崇拜国家的刚性强制。这些元素构成了粉红色知识浪人的标准画像，在每一方面都跟缔造美国民主的朴茨茅斯清教徒恰恰相反。这种人通常是孤苦伶仃的畸人，异乎寻常的批量产生就是洪水即将来临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历史任务就是毁灭自己和产生自己的社会。早年的高尔基就是这种人。他曾经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结果却发现：美国人憎恶他混乱的私生活，超过了沙皇憎恶他的政治观点。他永远没有忘记这次侮辱，毕生诅咒和嘲笑金元帝国的伪善。 这种叶公好龙的态度在民国知识分子当中并不鲜见。他们经常从少年时代的崇拜西方转到成年时代的敌视帝国主义，诸如此类的隐秘屈辱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远远超过他们愿意承认的程度。针对西方社会的自卑感、挫折感和报复欲驱使他们投入苏联的怀抱，远比任何阶级和经济的动机更为有力。然而，这种报复的饮鸩止渴性质过于明显了。鲁迅晚年就很清楚：他的生活方式完全属于自己口头抨击的旧社会，在这种社会溃灭后几乎没有什么生存机会。问题在于，他的优点和特点就是：正因为出身旧社会，对旧社会的弱点格外了解，因此反戈一击格外有力。他若不能有效地开发利用这些优势，怎能维持文坛领袖的地位？人生已到暮年，他还有重新选择的余地吗？“我死之后，不管洪水滔天”，将“求为清洁工而不可得”的命运留给下一代，岂不是更加明智？
萧军和萧红（他们的名字就意味着“小小红军”）没有他们的导师那样有远见，更没有他多年积累的文学才华和社会资本。鲁迅同时跟苏联人、日本人、国民党元老、共产党中央和左联保持关系，坚定地拒绝任何完全依附一方的建议。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李立三，不会放弃装甲保护的安全地位。他满怀轻蔑地告诉周扬，现在还轮不到你来发号施令。他早已放弃真正的文学创作，却运用左右逢源的政治手段，依靠经营自己的形象，赢得了更大的声望。他的许多弟子却像飞蛾扑火一样，迫不及待地投入红炉。相形之下，儒家宗族包办的婚姻和资本主义的压迫堪称温柔敦厚。在他们以前，柔石等人已经在炉火中焚身。做出同样选择的小文人大部分都死于内部斗争。萧红死在这条道路的开端，大概是她毕生最大的幸运。萧军和丁玲走到了这条道路的终点，暗示了她本来可能落到的、并不值得羡慕的下场。没有发生的历史不可能准确判断，但我们并非不能根据她前半生的性格和作风推测一二。她和大多数左派作家一样，是相当自私和冷酷的人，习惯严以责人、宽以待己，把一切责任推给万恶的社会，用政治家的决断对付亲人，不择手段地索取资源。她和男人的关系就是不断的投靠和反目，在忠厚者面前残酷，在凉薄者面前软弱，尤其酷似丁玲。以她的处事方式，如果长命百岁，未必不会变成另一个丁玲、甚至范元甄----主动认同有能力迫害自己的人，反过来迫害自己的同类。如果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她大概免不了泯灭于“无多幻想要全删”的众人之列。无论哪一种情况，她都会丧失今天供人消费的主要卖点。
作为作家，她无疑比丁玲更有价值。她们的布局都是图解式的“愚昧与压迫”，投合当时政策或风气的需要；但萧红对人物和语言有敏感性，丁玲却没有。《呼兰河传》与满蒙危机的投机性关系，不逊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于国共内战。她的特殊之处在于不经意间流露的尼采式残酷，跟她本来应该发挥的意识形态截然相反。这是一个没有归属的世界，在永劫的铁轮下转动。刻意的渲染如此虚假，使人无法怀疑她内心的真实想法：发生的一切，就是应该发生的一切。局外人从此经过，无缘亦无因。这些文字属于这样的人：她拔掉了联接自己和世界的无形线索，像失控的气球一样飘离曾经沉重的大地。 刘仲敬，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著有《民国纪事本末》。 | 
发表于 2014-10-17 01: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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