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三孩政策能让三孩占比提高2-3%就不错了,这就意味着每年多出生也就20万人,杯水车薪。”易富贤表示。
CEIC数据库显示,“单独两孩”推行第二年(2014年)多了50万左右新生儿。“全面两孩”2015年开始推行,2016新生儿多了将近100万,但2018年新增总人口急速下跌,已不及放开前的水平。两次政策的实施效果都大大低于预期。以此来看,“三胎”政策带来的实际效果则可能更弱。
“如果能提前10多年放松生育政策,中国在人口政策上不会如现在这样被动。”安邦智库宏观研究中心主任贺军表示,在放松生育政策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确是做晚了。
理论上讲,放开三胎限制与全面放开之间的差距已经非常小了。据易富贤推测,四孩、五孩占比仅为1%-1.5%,因此全面放开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比“三胎”政策更微小。
那为何不干脆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学者邓聿文在FT中文网撰文表示,阻碍中国全面开放生育限制的原因,包括中国脱离绝对贫困后,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中产生育意愿虽低,贫困地区的人口反而愿意生孩子,加大脱贫难度;少数民族生育意愿更强,全面放开后(此前少数民族可生二胎或三胎),可能冲击现有民族构成等等。
易富贤则认为,“三胎”政策本身不合逻辑,但放在中国政治的程序上就讲得通了。
“在官方语境里,还是在说控制人口,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还写在宪法里,如果这些都不改变,而直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等于放弃人口控制,逻辑上不能自洽。而政治局会议也没有权利修改宪法,因此‘三胎’是权宜之计。”
易富贤进一步分析,2013年决定实行单独二孩、2015年宣布实行全面二孩政策,都是在党代会上决定的。而人口政策要完成大方向改变,需要在党代会、全国人大上决定。可能这次普查后发现情况太糟,等不及了,先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三孩政策,预计年底的六中全会和明年的两会将有“方向性”的宣示,会有“大动作”。
不过安邦智库宏观研究中心主任贺军表示,中国长期以来的生育政策以限制为主,在政策体系、政府服务、资源配套等方面,对于鼓励生育方面的准备都不足。而且从二胎政策放开的表现来看,即使中国出台政策、拿出钱来奖励生育,也不会有明显的效果。
“与日本不同的是,日本是‘老时已富’,中国则是‘未富先老’,再加上中国的老龄人口绝对规模庞大,未来中国的老龄化压力将处于全球之最。”贺军表示。
易富贤也持相似观点,以日本为例,在充分提供保障之后还奖励生育,但效果并不好,生育率从1.26%小幅提升到1.45%,然后又快速降回去了。
以日本为镜
在老龄化压力下,中国未来面临的趋势与日本是类似的,日本目前的老龄化现状,很可能就是未来中国的老龄化前景。
如果老龄化不可避免,政策上也无解,那么是否意味着未来中国劳动力人口占比会越来越小,最终导致经济活力减弱,从而走向“日本式”的经济停滞。
易富贤将生育率低的原因分解为三个部分——“心理上不想生,物质上养不起,生理上生不了”。
心理指的是社会发展年轻人心态的变化,生理方面则是初婚初育年龄不断推迟,造成不育症比例不断走高,改变两者的难度都很大。“中国能做的就是在‘养不起’的问题上做文章。”
“我觉得很难,几十年的慢性病,声称靠一剂中药就能够治好的,肯定是骗子。”易富贤说。
贺军还指出,大家对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可能存在误解,这是在富裕水平上的低增长,即使增长极慢甚至停滞,日本国民仍能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准。
“但中国不同,中国还处在发展中阶段,仍在努力爬坡,如果在中等收入阶段就遭遇老龄化较大的压力,这肯定会加大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
理性看待低生育率
贺军认为要理性地看待生育率对经济的影响。首先,随着经济繁荣、城市化程度提升、养育成本升高、人们对个人生活质量和个人价值实现等观念变化,都会带来生育率降低,生育率降低实际上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
此外,低生育率虽说是发达经济体都在面对的问题,但确实在东亚国家尤为严重。事实上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城市人口密度高;重视教育导致养育成本高、婚育年龄大;以及非婚生子比例低等。
但易富贤认为,中国大陆在这些共性之上,还受到实施近半个世纪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发达经济体都面临老龄化,可以说它像山顶的巨石,缓慢启动,滚下山来,势不可挡;但中国的计划生育就像是有人在悬崖边一脚把巨石踢下,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