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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豪吃货团团长与他的吃货经济学
本帖最后由 0221356587 于 2014-4-6 20:05 编辑
大文豪吃货团团长与他的吃货经济学
苏轼,于北宋景佑三年(公元1037年)出生于四川眉山。景佑年间是北宋王朝最黄金的时代。换句话说,随着苏轼的成长,北宋王朝注定将进入颠婆起伏或持续下滑的历史阶段。纵观中国的历史,大凡这样的阶段都是文豪辈出的历史时期。苏轼的时代表现的更为明显一些。因为与之同时期为朝做官的就有主张全面改革的改革派代表王安石和主张维持现状的保守派的代表司马光。而苏轼秉持实事求是的政治观点,一切以民众的现实生活为皈依,既不主张不顾实际的全面改革,也不跟风不切实际的维持现状。这就注定了历史的真理掌握在苏轼手中的同时,苏轼的个人悲剧的曲线成为了北宋王朝历史演变的轨迹。
苏轼秉持的实事求是观点是源于苏轼以美食变化而见微知著的认知,所以这也注定苏轼是一位对美食不断改革和追求的人,这体现了苏轼做为吃货的本质特征。
苏轼的家乡四川,从秦代开发以来,即被称为天府之国,这里以丰富的物产成为历代国家的粮仓。物产的丰富也带动了美食的发展。据历史考证,那时候辣椒和花椒尚未传入中国,所以那时的川菜是鲜嫩肥腻的风格。一个吃货的产生必然需要一个热爱生活的家庭,但一个顶级吃货的诞生就需要超级父母的熏陶了。
苏轼的母亲不仅是一位能读懂《汉书》的才女,更是一位厨艺好手,蜀菜自然是苏轼母亲的拿手菜式。受蜀地川菜的熏陶及母亲的悉心演绎,苏轼自然成为了一位烹饪高手。喜欢烹饪的人大多是勤快的,未到而立之年的苏轼凭著才华,平步青云。据历史考证,苏轼在他的任职上,表现出了一贯的勤政。苏轼勤政的途径就是抓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地方美食产业、传播美食文化。这是贯穿苏轼一生的执政经验。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却是最为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地方经济的模式。
许多人都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其实只有吃货才知道“钱从口入”、“业从口出”的道理。“食肆旺百业兴”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因为本质上,“吃”才是任何人、任何家庭、任何地方、任何国家生活的基础和支柱。任何东西吃进嘴里叫“消费”,大家乐于吃叫“经济”,每一个人敢于在吃上花费叫“经济景气旺盛”。相反的,过去敢吃20元的现在只敢吃10元,这叫经济景气低迷。过去敢吃10元的现在只能吃5元,这叫经济萧条,过去可以在外面吃5元的现在只能在家里吃,这叫不敢消费。经济上升和经济下滑,只有在吃上反应的最精准。这就是苏轼总结的“吃货经济学”。
我们身处奥克兰的华人朋友,如果回想一下我们自己这几年的生活,其实“吃货经济学”要比什么经济学专家的分析精妙和直观的多。事实上,这也反证了依靠房地产推动一个国家或地方的经济是根本错误的发展政策。众所周知,房子是具有增值潜力的资产,不是消费而是投资,其对经济的拉动只有短期效益,并不具有可持续性。这不同于汽车或电脑,汽车或电脑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必然贬值的产品。当一个家庭把几十年的积蓄都用于购买房地产的时候,个人及家庭的消费必然就少了,反映到我们的吃穿住用行上就不敢消费了。但是,新西兰又不同于中国,中国人口众多,房地产有刚性需求的一面,但是新西兰人口少,而且人口的流动性大,房子的需求弹性太大。新西兰政党为了选举,其提高国家经济的方式必然是追求短期和高效的,主要依靠发展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又通过央行的低息鼓励人们以低首付的方式购买房地产。可是,一旦您真的买了房子,做为央行而言,固然降息央行的一张嘴,可你别忘了:升息可是央行一转脸的事儿。新西兰的央行利息从2.4升到7.0可是三倍,用的时间可不到三、五年。就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天前在评估完新西兰的经济后还在说:新西兰的纽币被高估了近15%!这意味着新西兰经济的冬天很快就要到来了。这对当地的民生注定是一大打击,至于是否会出现几年前出现的的“有地的抛地”、“有房的抛房”的局面,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说,苏轼的“吃货经济学”恰恰证明苏轼始终掌握着北宋王朝的国家发展命脉的真理,苏轼人生际遇的波折也是北宋王朝无法在国家进入颠婆状态而难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啊,以上话题太沉重,我们还是来看看苏轼如何实践他的“吃货经济学”吧。
苏轼的第一个地方官是陕西凤翔县,刚上任就遇到了多年未遇的大旱。苏轼不得不领导百姓抗旱、祈雨,在解除旱情后,苏轼命人宰羊做羊汤与民同庆。为此他写道:“秦烹惟羊羹,陇馔有熊腊”。可见,这是怎样的官民尽欢的场面。由于苏轼政绩突出,几年后,公元1071年,苏轼调任杭州通判,一天,因病告假,孤山寺的惠勤禅师让他在寺院里停留一日。在这一天里,苏轼饮浓茶数碗,不觉间病已痊癒。苏轼从此与茶结缘,并在禅寺粉壁上题了七绝一首:“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公元1077年,苏轼出任徐州知府,适逢黄河决口,苏轼身先士卒带领百姓抢险抗灾,七十个昼夜终于战胜水灾,徐州百姓纷纷杀猪宰羊来慰劳自己的父母官,苏轼推辞不掉,就让家人按四川老家的的做法,把猪肉炖好回赠给参与抗灾的百姓,大家都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来百姓称为“回馈肉”,随着苏轼人生的演绎,这就是如今誉满全球的“东坡肉”的前生。
公元1079年,苏轼再次迁官至湖州,正当苏轼的政途一篇光明的时候,苏轼受改革派王安石一方的诬陷,史称“乌台诗案”,苏轼下狱并被贬至湖北黄州,做了地方武装副部长(团练副使),靠著微廉的俸禄,无法养活家人,苏轼便在黄州城外的东坡上开荒种地,他学自己的偶像唐代的白居易,并自号“东坡居士”,于是才有后来的“苏东坡”。
到了黄州后,即使生活艰难,苏轼开始思考和实践自己的“吃货经济学”。从此,苏轼抱著极为乐观的心态,开始了他的美食人生。
苏轼在《初到黄州》一诗中写道“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从这里,我们哪能看出苏轼被贬官的悲哀?这分明是一副赏美景、尝美食的好心情。黄州自然也成为苏轼一生的重大转折点,由此他的诗词更为豪迈,心情更为洒脱,一切达到了顿悟的境界。这一切都是因为苏轼透过生活的清苦,让美食使生活充满了乐趣。正是在黄州,苏轼成为了一位名符其实的“吃货”。
当时黄州的猪肉非常便宜,老百姓不爱养猪。苏轼买来猪肉,用慢火清炖,然后加入酱油等调料,做出的肉美味无比,这就是中国红烧肉的起源。为进一步推广“东坡红烧肉”,为此苏轼还专门写了《猪肉颂》:“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苏轼不仅不断推广东坡红烧肉,而且还持续创新红烧肉的做法,就是把竹笋和猪肉一起煮,并经常组织美食派对,发展和壮大吃货队伍,提振当地的经济。在一次美食派对上,苏轼信手写下了一首打油诗:“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果然不多久,在“大文豪吃货团”的鼓动下,当地兴起了一股吃猪肉的风潮,当地的猪肉价格开始上涨了。苏轼的“吃货经济学”首战告捷!
黄州临近长江,鱼类资源丰富。当然,鱼也成为了苏东坡美食的原料。闲暇无事,苏轼常学渔夫样身披蓑衣,在江边垂钓,上钩的鱼很快就上了他的餐桌,而味美却有毒的河豚也成为了他的常吃常新的美味,有诗为证“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首逍遥自在的七言绝句,更是写了春天的竹笋、肥鸭、野菜、河豚,真可谓是一句一美食。苏轼在黄州西山寺游玩时,学会了寺中的一种用山泉水和面做酥饼的方法,回家如法炮製,也成为了他招待上宾和禅师高僧朋友的点心。这就是现在流传的“东坡饼”。由于与苏轼交往的人都是在当地赫赫有名的人物,所以,苏轼的每一个在美食上的创新都会很快成为当地的时尚,风行起来。
但,苏轼在美食上的创新也出现过“安全事故”。苏东坡不善饮酒,说自己“吾少时望见酒杯而醉”,虽然曾在盛产西凤美酒的陕西凤翔和酒风盛行的山东做过官,并留下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豪迈诗句,但他依然不胜酒力,在黄州似乎是因为有了更为洒脱的心境,他却酒量大增,他说“而今亦能饮三蕉叶矣。”但苏轼有著都独特的饮酒观,即饮酒不求酒量,但求酒趣。他反对烂醉如泥,而主张“半酣”,苏轼曾说“我饮不尽器,半酣味尤长”,“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黄州盛产柑桔,苏轼于是尝试著用蜜桔酿酒,当然酒的质量是不过关的,朋友们饮过后纷纷腹泻,成为一时的笑谈。
北宋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改革派王安石失势,一向把苏轼当做保守派的司马光极力的保举苏轼,于是苏轼得到了宋神宗的赦免,离开了生活四年之久的黄州,被任命为登州知府。这是苏轼第一次见到大海,而且登州所辖的蓬莱是至今也闻名遐迩的人间仙境,这裡不仅有神奇的海市蜃楼景观,而且还是鲁菜的发祥地,一切都令苏轼兴奋不已。当地民众听说大文豪吃货团即将莅临登州,无不欢欣鼓舞。当地民众准备好了胶东地区丰富的物产、水果、蔬菜、特别是海鲜,期待苏轼能实现当地经济的振兴。然而仅过了五天,皇帝下诏让其还朝为官,依依不舍之际,苏轼既遗憾于没有见到海市蜃楼而祈祷海神,又遗憾于不能品鉴当地的美食文化,一副悻悻然的样子,一点儿都不为做高官而兴奋。上天或许也被这位大文豪吃货团团长的真诚所感动,在即将启程的当天,在苏轼的身后海天之际居然反季节的出现了海市蜃楼景观,苏轼激动不已,写下了《海市诗》,带著些许的喜悦与遗憾的心境离开了登州。回到朝中,苏轼依据五天餐饮中胶东地区存在的“盐害”问题,马上上疏皇帝《乞罢登莱榷盐状》,陈述了“登州、莱州百姓食官盐,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的调查结论,为登州人民请命废除“盐害”。宋神宗准奏,从此胶东地区可以不食官盐,不再受周转千里的官盐之苦。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资深的吃货团团长,谁会在五天时间意识到近百年的当地“盐害”的危害呢?登莱百姓感念苏轼的五天任期,为他修建了苏公祠。蓬莱直今还流传著“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佳话。这与中国当地首脑动不动就拆迁、就挖城、就卖地之流的父母官相比,苏轼的“吃货经济学”是何等的聪明神武!
回到朝中的苏东坡,被任命为礼部尚书,这是一个非他莫属的官职,在司马光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的时候,曾被王安石等视作保守派的苏轼,却仗义执言,作出了坚持新法中合理措施的提议,这次苏轼又被真正的保守派们视为了变法派,准备对苏轼进行政治打压。还好,在苏轼的大文豪吃货团里有几位超级吃货,其中一位就是大文豪吃货团的副团长皇帝他妈:高太后。好不容易大文豪吃货团的团长回到身边了,哪舍得再让苏轼外放,于是在高太后的的袒护下,苏轼做了皇太子的“首席家教”,美其名曰“太子太保”,为防止司马光的保守派打压苏轼,高太后让司马光做了“副家教”。想想这是何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偏偏苏轼又是一个做事特别认真的主,看不得太子爷上课不认真听讲的坏习惯,无法忍受一帮皇子皇孙背不下来三字经熊孩子做派,瞧不惯其他教师爷在太子面前唯唯诺诺,苏轼坚持对皇子皇孙采取“虎妈教育”模式,对皇太子也一视同仁,要求他们必须认真苦读。虽然太子的奶奶支持苏轼,太子的爸爸妈妈对苏轼也无话可说,但苏轼却遭到太子内心的怨恨,从而为苏轼晚年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苏轼在做太子首席教师爷期间,每天都需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为太子求情的上级、同事,甚至遇到了善于官场中庸之道的上司弟弟苏辙的求情和劝告,让热爱自由崇尚洒脱的苏轼郁闷不已。于是,这一次苏轼自己请求外放流官。公元1089年,苏轼终于如愿以偿的又一次来到杭州,出任的杭州知府,于是大文豪吃货团团长的春天来了。
上任伊始,为了解决西湖在雨季泛滥,苏东坡率领民众清淤疏浚并修缮湖堤,这被后人称为“苏堤”的湖堤之于西湖,宛如明眸上的一道秀眉,它不仅使西湖地区鱼米丰茂,同时也为西湖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为了犒赏参加工程的民众,苏轼按照自己的老习惯来宴请大家,他在徐州首创在黄州完善的红烧肉,终于在这次大宴中“东坡红烧肉”蜚声海内。
自此回到民众中的苏轼一夜之间就成为了美食品牌,也成为了时尚的代名词,所有品位的、时尚的东西都会与苏轼相关联起来,被冠以“东坡”的品牌。苏轼在黄州创造或仿製的几道美食,被人们称作了“东坡肉”“东坡饼”,就连苏轼常戴的帽子被冠以“子瞻帽”(子瞻是苏轼的字)。从此,苏轼的吃货经济学开始大行其道,杭州食肆爆满,百业兴旺。
在杭州,苏轼把西湖盛产的大鲤鱼,又做出了新的方法,他先选一条鲤鱼,用冷水洗,擦上点儿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白,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薑,再浇上一点儿咸萝卜汁和一点儿酒。快要好时,放上几片橘子皮,乘热端到桌上吃。这种做法很快又一次风靡全国,被称为“东坡鱼”。西湖地区盛产河虾和龙井茶,那时候的龙井茶名不见经传,无人知晓。苏轼独辟蹊径,用杭州特产龙井茶为配料,做出了清鲜可口的龙井虾仁,让龙井茶和河虾流行起来。苏轼的饮茶很有品位,不仅讲究新茶、泉水,还讲究美器。苏轼曾在江苏宜兴小住,当地有制壶传统,但是并不景气。于是苏轼设计了一种美观实用的提梁壶,苏轼的设计很快被当地的能工巧匠所运用,再次流行全国。这种茶壶当然又被人们称作了“东坡壶”。说“东坡壶”大家或许不知道,但是说起现在普通餐厅都有的白瓷茶壶,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这就是苏轼亲自设计的“东坡壶”!在苏轼的带动下,杭州的制壶产业迅速发展起来。
在杭州的岁月是苏东坡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两年以后,苏轼先后几次被内调回朝,又外放为官,不久苏轼的两位大文豪吃货团副团长分别过世,一位是他的贤内助夫人王闰,另一位就是他朝廷中的靠山高太后。这两个女人相继辞世后,苏轼的又一次厄运到来了。小皇帝全然不顾师生之情,将苏轼发配当时地处岭南荒蛮之地的广东惠州。苏轼只带著小儿子和夫人王朝云上路了。即使在路上苏轼又连番接到皇帝的再次贬官和不允许他乘船只能靠脚力去发配地的命令,身为吃货团团长的苏轼也没有表现出一丝的哀号,一路上的诗作只是表现了艰辛却又透著乐观。
在途经江西赣州时,苏轼第一次吃到了炸大肠,这让他欢欣不已,成为他日后的下酒必备佐餐。来到惠州,苏轼欣喜地发现这里并非荒蛮,而是四季如夏,处处飘著果香、茶香。更重要的,当地百姓听说大文豪吃货团团长来了,都拿着当地的特产及佳肴列队欢迎,期待着能在大文豪吃货团的带动下,让当地的经济好起来。苏轼很快适应了当地的客家饮食习俗。苏轼说“惠州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深厚。”
惠州地处亚热带,瓜果蔬菜生长得快,苏轼开始在素食上下功夫,自己还亲自栽种蔬菜。他看著自己耕种的蔬菜即将收获,喜悦的赋诗道“秋来霜露满园东,芦菔生儿芥生孙。我与何憎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在他看来,这些蔬菜比那鸡鸭鱼肉还要味美。丰湖是苏东坡最喜欢野炊的地方,他把这里湖边生长的藤菜比作杭州西湖的莼菜:“丰湖有藤菜,似可敌莼羹”。新鲜清爽的荔枝更令苏轼喜悦,苏轼甚至赋诗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对苏轼而言,肉也不是不吃,而是因地制宜的选择当地特色产物加以利用。当地有盐场,所以盐价便宜,苏东坡在煎炒烹炸之外,开创了一种新的厨艺—盐焗,他做的盐焗鸡皮脆、肉滑、骨香、味浓。
可贵的是,吃货的婚姻总是幸福的,大文豪吃货团团长更是如此。
苏轼不仅与已故的妻子关系好,妻子过世后,与知己伴侣王朝云的感情也非常好。而且王朝云已经成为大文豪吃货团名符其实的首席副团长。一次几位不怕受牵连的吃货团成员,翻山越岭的来到岭南看望苏轼,王朝云亲自下厨,做了几道她与苏轼共同开发和研究的惠州美味,有外脆肉嫩、色泽金黄的盐焗鸡,被苏轼冠以“宏志鸡”的美名(而至今这已经成为客家人婚嫁庆功的必备传统菜),还有“烤羊脊”(苏轼认为羊肉里最好吃的就是羊脊肉,吃起来有“蟹味”。其实,当时苏轼所谓的羊脊肉都是当地民众扔掉不用的东西,但是现在却是我们流行的美食“羊羯子”),还有用东坡肉加上了当地盛产的梅乾菜,又变成了一个新的美味“梅菜扣肉”,“东坡鱼”加入了当地的惠州陈醋,又演变成了“东坡醋鱼”,苏轼还有以形命名的“琵琶虾”。因为吃货团里有僧道,苏轼还专门为这些僧道开发和准备了素菜,有用芦菔白米,做的“玉糁羹”,也有多种蔬菜配料的“东坡汤”。对于这样的大文豪吃货团的酒宴,酒是必不可少的。酒是苏东坡自己酿的“桂酒”,当然,这回的酒在大文豪吃货团副团长的监制下完成的,美酒玉色、香味超然,苏轼自豪的起名为“罗浮春”。酒足饭饱之际,苏轼摸著肚子,问各位大文豪吃货团团员,说说看他的肚子里都有什么?有的团员说是学问,有的团员说是见识,苏轼都摇头,又有团员说是美食,他还是摇头,夫人王朝云怕苏轼再来一句“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得罪人的话”来,在一旁说:我看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轼听完,哈哈大笑,点头称赞不已。
的确,做为吃货经济学的创立者和践行者,苏轼一心为民,做人清白坦荡,苏轼在那个污浊的环境中,确实显得特立独行“不合时宜”。
在惠州,苏东坡还整理了以往的诗词书稿,其中有很多与美食有关的佳文,如《菜羹赋》、《食猪肉诗》、《豆粥》、《鲸鱼行》以及著名的《老饕赋》,苏轼以“老饕”自嘲。“老饕”翻译过来就是“老吃货”的意思,并戏谑地“宣称”:“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翻译过来就是说,全天下的美味呀,你们的存在都是为了供养我这个老吃货准备!苏轼还写有一篇《酒颂》,即便像我这样滴酒不沾而且不解杯中趣的人,读了苏轼描写的陶然微醉的快乐,也为之神往(所以本人严正声明:严禁各位吃货阅读,可以列为吃货禁书!)。
苏轼在惠州的德政很快就被传回了朝廷,朝中的小人们似乎万万没有想到,苏轼居然能让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年年丰收、人丁兴旺,似乎觉得苏轼在惠州太轻松潇洒,于是又把苏轼贬到了海南儋州,就是现在被称为“天涯海角”的地方。这是一个黎族同胞的聚集地,没有开发很荒凉,更悲惨的是伴侣王朝云也去世了,苏轼只能孤身而行,但他依然保持者乐观豁达的心态,将自己的几间茅屋用当地水果命名为“桄榔庵”,会客的小竹屋叫“载酒堂”。他一边自食其力,一边为当地的学子开蒙,使当地有了学习的风气,自此海南再也不是没有文化的天荒之地了。当地的黎汉百姓并没有藐视这位失了势的大文豪,生活上处处帮助他,遇上台风没有米面时,苏轼和当地人一样吃芋头喝白水充饥或以水果果腹。一天,苏轼吃到了一位老妇人做的环饼,不由得题诗道:“縴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寥寥28字,勾画出环饼匀细、色鲜、酥脆的特点和形似美人环钏的形象。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真难得苏轼有这么一份轻松雅緻的心情。随着苏轼的词章传播,当地的水果及美食也开始传播开来,这对于处于偏远的蛮荒之地的经济发展而言,起到了莫大的助益。
公元1100年,朝中又一次的更换了皇帝,苏轼遇赦恢复了自由身,分散多年的家人相约第二年在常州会面,可苏轼已经是一位花甲老人了,在次年的旅途中受了凉一病不起,在常州与世长辞。
苏轼,一位罕见的文学巨匠,一位胸怀坦荡的官员,一位倜傥潇洒的才子,一位乐观向上凡人,更重要的,苏轼是吃货经济学的创立者和实践者,历史既见证了他的吃货经济学,也见证了这位大文豪吃货团团长传奇的吃货人生,更见证了当下经济治士的平庸与无能。这也是苏轼的故事能流行千年,还能历久弥新、经久不衰的根本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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