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党高层人士变动看2020新西兰大选（一）

goodgeorge

引子：从5月22日到7月14日，国家党Bay of Plenty选区的MP国会议员Todd Muller担任了53天的党魁后，正式宣布逊位去职step down, 由资深MPJudith Collins接任新党魁，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深思之处。

1、领导（力）学

从一个只代表5-6万人偏远地区的单名选区议员，突然跻身为国会第一大党的党魁，还需要不断推出影响辐射全国5百万的政策，这其中的跨度几乎是一步登天（这其中的杠杆是1:100，放大了近100倍）；对于Todd Muller而言不仅需要野心和胆识，热情和勇气，还需要恒心和毅力，理念和领导力。Todd Muller不堪压力和重负，黯然去职，更真实地验证了中的一句古话“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

作为单名选区议员，MP的产生是采取的FPTP(头名过关制），因而议员更关注于本地区选民的诉求和利益，也可能有较多的机会去照顾家人，但是对于整个国家的利益的兴趣，包括视野、高度和广度，却不是短时期内能培养出来的。除了政治人物自己愿意学，还需要长期在政坛的历练和薰陶，和同僚们的切磋和互动，与反对党们的博弈和激辩，这样才能逐渐积累起对于全国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公共事务的了解和熟悉。“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由于5月份民调低迷，而仓促换帅，激进上位的Muller在成为党魁后就打破了党内原有的平衡，他的内部治理没法抚平各个派系，难以服众，导致人心惶惶，人才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党的选情。

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都是“政见认同”政党，而不是像中共那样的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党，这导致西方政党不可能像中共那样惟党魁马首是瞻，惟党魁命是从，需要定期不定期地“洗脑”，比如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两学一做”，坚持“五位一体”和“四个自信”等等。那西方政党党魁从党内差额选举和民主票选产生后，要对内对外搞好“党建”，把队伍经营管理状大，对内加强团结凝聚力，对外扩大影响亲和力，只能靠“领导”，这也让“领导（力）学”在西方成为显学。

领导（力）学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脱胎于管理学，领导学更侧重为政治学科所学习和研讨。和我们正常被灌输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相反，领导学通常认为“历史是伟人创造的”。一个取得跻身上位资格的政治精英，比如一个MP国会议员，要如何快速使自己变成合格的PM（总理）的候选人，这就需要领导学，而不致于像Muller先生那样后继乏力。西方的政党代议制，给了数百位国家层面政治精英们平等角逐的机会，赋予了他们充分竞争、透明竞争的权力，也因此使政治制度更具弹性和灵活性，不停地推陈出新，后浪推前浪，从而使最有领导能力和魁力的政治人物成为党魁，也反证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当“老大”。

比如马克斯.韦伯就比较推重卡里斯马（ charisma）型的领导，认为有一种人天生就适合当领导，散发着超凡的能力和非凡的魁力，让人们心甘情愿地臣服和追随，这样的气质和禀赋，在从几百分之一中脱颖而出，问鼎金字塔尖时尤其需要。当然在新西兰政坛中，工党前总理Helen Clark和国家党前总理John Key都属于charisma型的领导。要成为这样的领导无疑是需要文武之道，刚柔并济的，对内要能摄服群雄、人尽其用，对外能够拉拢盟友，扩大阵营，用一场又一场内治外交的胜利巩固自己的核心领导地位。这样的领导不仅是精明强干，而且是富有亲和力，长袖善舞，精于博弈，善于谈判沟通，懂得妥协交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