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利润；用少量的经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满铁施政方针

越墮落。越快樂

山本条太郎在满铁的经营方法




山本条太郎早在任三井上海支店长的时候就对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经济发展的浓厚兴趣，对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秘密的调查，写出了《北鲜平安道及盛京省商业调查》。这是在满铁调查机构尚未创立之前，第一份有关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最精密且详尽的调查资料。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奉日本陆军参谋部和海军司令部的双重命令潜伏于营口、大连等地继续进行情报工作。日俄战争爆发以后，他频繁来往于大连、营口一带，为日军搜集情报，并派人破坏金州铁路，出海侦察沙俄海军舰队的行踪。由于山本机敏诡谲，善运时机，在1909年被推选为三井物产常务董事；不久又出任日本右翼政党政友会干事长。 依当时山本作为政友会干事长的身份是完全可以在田中内阁中谋到一个重要的职位的，但因山本本人此时正因曾在担任三井物产常务董事期间发生的“西门子事件”、“金刚丸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受到了判刑（缓期执行）的惩戒，故田中为保全内阁的所谓形象，加之满铁的发展面临新的威胁，就只好采纳町野武马的建议，排除山本入阁，而委以出任满铁总裁之重任。即便是这样，在山本的心头仍有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感到“自己连个满铁的职员都不是，又怎能去担任总裁呢？”

1927年7月，山本在松冈洋右的陪同下来到大连赴任。他从这一天起，虽然在这一职位仅有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但因其颇有创造性的“经营方法”和勤奋的工作，为满铁事业的发展注入活力。被满铁最后的一任总裁山崎元干誉为“满铁中兴之祖”。据称，这也是当时满铁职员私下异口同声对他的赞誉 。事实上也更有人曾这样评价山本条太郎“在中国如谈及三井的山本，中外人士无不视其为大人物，即使驻外的日本军宪等，亦为其气势所压倒。”

山本条太郎在任总裁期间主要着手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山本条太郎在即位满铁总裁一职后，即刻对南满铁路沿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除此之外，他还前往当时的北满一带进行考察。而与山本同行的还有日本著名的历史人类学者鸟居龙藏等人组成的满蒙考察团。这一干人前往北满东蒙一带进行调查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要推进满铁的“北满积极政策”

关于这一点，山本条太郎在后来的1929年8月大阪经济协会上的一次演讲中给予了全面的注释：“在当时的日本经济形势中最为苦恼的是一亿五千万到二亿元的入超，满洲经济，也就是当时的执行机关满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来负担这笔入超呢？更进一步地讲，满铁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增进其本身的利益，并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以其收益来改善日本国际收支的一部分呢”，“刚一到任我就专注于此，并进行调查研究。其结果使我确信，满洲对日本所能做出的贡献，远比我原来想象的大的多，而且仅仅依靠努力经营满铁，就足以把现在使我们苦恼的亏空——入超数字的过大，在满洲得到补偿”！这种露骨的表述，说明日本当局已经注意到要把中国东北的经济纳入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之中，并使之成为其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满铁作为一架掠夺资源的机器为日本的殖民扩张、掠夺创作了丰厚的高额利润。此时的满铁已不折不扣的成为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满铁的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正如列宁所言：“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当所有的原料来源都被霸占起来的时候，这种垄断组织就巩固无比了。”

2、在经过一番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之后，山本条太郎在就职演说大会上发表了他的所谓“满铁施政方针”。在演说中他提出了满铁要以“经济化”和“务实化”为宗旨的口号，要求满铁的职员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或者是回避责任”的工作态度，提倡“敏捷而灵活、主动而自由地处理事物”，“办事要简明切实”的工作方法。这种旨在提高企业办事效率的方针，一直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者所探询的手段，山本此时将其在三井物产的经营管理经验与满铁所承担的政治、经济任务充分的结合了起来，表现出一位帝国主义扩张主义者阴险狡诈的韬略。山本在满铁大肆推行“经济化”和“务实化”经营管理方法，还具体表现在他所制定的“公司业务包干制”上。他在满铁内部对一些单位和部门制定了一项“定效率，定人员”的管理模式，这就是在利润和任务上先规定出一定的标准，凡是能在限定范围内节约营业费、事业费的单位、部门即刻实行给予奖金的制度。这种做法其深刻的潜台词就是“要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利润；用少量的经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总之，在他的“经济化”和“务实化”的口号推动下，制定的各种形式的“经营包干制”和“定员定效率法”，使满铁从上到下的经营都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有人认为山本条太郎在经营管理方面，他的计算数字观念是非常强的，且有着一般人难以具备的创造性和具体性。赞誉他为“数字的诗人” 当年山本条太郎在满铁中推行的“包干制”给所有的职员灌输了一种企业成本核算的理念。材料统计表明，在山本到任的1927年，满铁全年的实际收入额是215 614 944元，而到了1928年则猛增到240 427 752元，1929年的收入则是240 998 063元 。（此年8月15日后山本离职）。这个数字已是满铁1907年刚开始运营时所获得纯利润的22倍。同时，满铁内部储备金在1928年达到35000000元；1929年增长到38000000元 。另外，我们还不得不正视到在1929年的时候，日本国内大部分公司都受到利润下降的威胁，承受巨大的损失，惟独满铁获利达到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十还强。满铁的职员无不为山本条太郎的经营手腕感到震惊，在“果然不愧为三井物产的大老板”的赞扬声中，也夹杂着某些责难之言“满铁专以营利为目的是否对头啊” ？这一方面说明满铁在中国的东北有着庞大的经济网，掌握着东北地区的经济霸权，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财政上的支配权利，同时，山本在满铁内部的经营管理方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是不被提及甚至是被遗忘的。

山本在推行他的“经济化”和“务实化”的过程中，还对满铁内部的某些经营体制给予了改造。这就是把满铁的一些旁系公司剥离出去，使其独立经营，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目前我们还没有见到有关这方面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措施，但有文字记述为了剥离这些旁系公司企业，山本在当时共发行了120 000 000元的公司债券，而到头来这项改革措施给满铁的经营创造了140 000 000元的清理财务的巨款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经济增长效益。

3、在日本东京“东方会议”结束后，田中政府制定了积极的对华政策，作出了日本驻华公使、满铁总裁、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奉天总领事应密切合作的决定，并进一步扩大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职权范围。为实现田中政府的扩张计划，山本针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急欲修建与南满铁路平行的新线路的主张，亲赴北京，向张作霖提出解决“东北铁路方案”，以维护满铁的垄断权益。经过一番秘密的交涉，于1927年10月15日山本与张作霖私下订立了《满蒙新五路协约》，议定由日本借款和承包修筑下列五条铁路：敦化—图门线、长春—大赉线、吉林—五常线、洮南—索伦线、延吉—海林线。协约中还规定，中国奉系军阀政府不能将打虎山至通化线的铁路延长到通辽以北；不能修建开通扶余的铁路 。这个协约的签署，彻底地解决了日本政府对满铁垄断东北经济的重重顾虑，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满铁的垄断地位。但此后，在1928年6月，张作霖由于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中国政府停止在葫芦岛筑港等），发生了利害冲突。因此当他从北京乘火车返回沈阳途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放的炸弹炸死

越墮落。越快樂

“经济化”和“务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