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危机和社会风气是腐败的最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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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该给共产党料理料理后事了

2015年03月07日 14:02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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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的主要报刊杂志，时不时谈论一下关于中国崩溃以后如何控制局面的问题。出馊主意的不少，基本上属于不懂中国的谋划。甚至像在乌克兰做过的一样，来控制中国的变化过程。确实异想天开。


不过其中的很多信息，倒是值得我们中国人注意。这就是经过仔细的收集和调查，再加以分析综合等等。美国的一些著名的智库至少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这就是中国的内部形势已经超过了崩溃的临界点。料理后事已经是当务之急，所以他们以他们一贯的商人性格，在考虑怎么摘桃子了。

美国人在面临变革之前首先考虑美国人的利益，这很正常。就像我们中国人首先考虑的也是我们自己的利益一样。出发点当然不同，但是面对的现实却是相同的。这就叫天下英雄所见略同，不过各为其主的谋划可能就不同了。

美国人考虑的是如何控制变化过程，以便保护他们的利益。所以有智库提出要和上层各派系拉关系。言外之意，就是不管你中国走向何方，就是上来一个希特勒也无所谓，只要保证我们美国的利益就行。

这个谋划的前提就是；将来的中国会掌握在现在当权派里的某些人手里。不知道中国的当权派有多少人相信这种论调。从他们纷纷把老婆孩子和钱包放在西方国家，就可以知道他们不像美国的智库那么有信心。

我们中国人也该给共产党料理料理后事了。对我们来说，什么样的变化是最好的呢？像陈胜吴广那样的民间起义，最后天下大乱，很多人觉得不好。像清末民初的军阀混战，中产小资们也会摇头。和平演变，连傻子都知道共产党绝对不干，他们把阻止和平演变当作最重要的工作。

那 么会是什么？最好的选择就是政变了，假如还能选择的话。既然反正是要变，那么最少动荡，损失最小的变革方式就是像苏联那样政变。这个道理如此浅显，所以大 家都有点儿急不可耐了。就在前两天还传出一个消息，说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粉碎了一起政变，把中央警卫团的干部都给抓起来了。

故事的蓝本是华国锋和汪东兴抓捕四人帮。所以一听就不像是真的，可是反映出大家都已经急不可耐的心情。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政变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可能是华国锋式的宫廷政变；也可能是四人帮政变成功，还可能是第三世界式的军事政变，也可能是袁世凯式的逼宫，以及之后的军阀割据。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如何获得民众的支持。恰恰在这一点上，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国的当权者和美国的智库所不懂的。现在的当权派和外国的智库总在那儿说什么；小资们怕变；群众怕乱。但是变和乱一旦发生，人们就要考虑结果了。也就是往哪儿变，中国向何处去。

像习近平号称的那样；创造一党专政的新模式。那肯定不是大多数人的梦想，连大多数共产党员都不做此幻想。经过几十年的比较和筛选，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是民主自由的社会，是像美国和欧洲那样的社会。这就是现在中国的民心不同于清朝末年；也不同于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地方。

一个给人绝对美好愿景的宗教式的目标，早已湮没在实践检验的汪洋大海之中了。中国的社会舆论更看重西方民主社会实际的好处，而不相信什么主义的忽悠。所以政变者要想靠吸引人民的支持获得成功，就必须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

而且他们也必须实行它，否则将败于他们的竞争对手。如果他们设想他们的对手是傻瓜，他们自己就成了傻瓜。如果他们设想老百姓是文革时期那样容易被忽悠，那他们就差不多傻到了家。

无论是宫廷政变还是军事割据。届时都面临着各种不同对手的威胁，明面上的和潜在的威胁。像张勋的辫子军那样企图复古的威胁，很容易对付。因为那肯定不得民心，比一百年前更不得民心。就连现在的毛派、左派，也是在争取弱势群体的权益。谁在乎什么一党专政。他们反对的就是当权派，是官商勾结的官僚资本主义。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最可能的对手，就是打着民主旗号造反的对手。因为这样会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造成当权者最大的威胁。中国的古典政治智慧早就总结出一个规律；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未来中国的政治竞争，就在于争夺民心；就在于谁能表现出真正走向民主，而不是拿民主的口号忽悠人。

西方那些傻傻的学者和政客们怀疑这点。他们说有能力的人都说他们喜欢一党专政，没有人说他们喜欢民主呀。前苏联和东欧的持不同政见领袖们也嘲笑这些西方人；说他们自己过着好日子，所以不懂专制环境下的人民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听不出什么是假话什么是真话。

他们也不懂；在一个专制的环境下的逆淘汰过程中，谁是有能力的人。他们太习惯和中共的官员串通赚钱了，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中国有更多的正直而且有能力的人。

民主后的中国还担心没人能够治理吗？只能比逆淘汰的共产党治理得更好。当然，中外资本家搞官商勾结的难度会大一些。他们赚的钱少一些，老百姓赚的就会多一些。他们不喜欢的可能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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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未来中国的政治竞争，就在于争夺民心；就在于谁能表现出真正走向民主，而不是拿民主的口号忽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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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让中国面临瓦解2015年03月08日 06:06 华尔街日报小 中 大

美国《华尔街日报》于3月6日刊登美国著名的中国与亚洲事务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兼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评论文章，指当局的反腐狠招下，只会使中共更接近破灭的临界点。两会实际“掩饰政权严重弱点”

最近一星期，北京在召开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文章形容这是一个为人熟悉的年度仪式，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被选出”的代表，包括穿着鲜艳民族服的少数民族代表，以及亿万富豪。他们在会议上讨论国家的情况，晃若有份参与政治事宜。

但文章认为，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聚会，与其说是中共的力量象征，实际上说是为掩饰其严重弱点更加贴切。人民和官员都会高呼“爱国口号”，这种行为被称为“表态”，而整个活动就像是一出可预期的戏剧性仪式。

“中共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

文章形容，中国的政治体制受到严重破坏，而目前的领导人则希望借着打击贪腐和持不同政见者来巩固统治。他认为，对中国社会和制度的专制手段，却可能令中共引致像苏联一样倒台的结果。

文章又指，一些西方专家早在1991年之前便预测苏联解体，而美国中情局却不以为然；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在倒台前两年也同样蔑视反共思想。苏联解体后的“颜色革命”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由2003至2005年先后发生，以及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起义，都迸发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自认为个人看法较为谨慎的 David表示，他相信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前面的路虽不可知，但却能预期未来局势会非常不稳定。

文章认为中共瓦解不太可能由单一事件所引爆，而极有可能是以长期的、混乱的、暴力的方式演进。

五种迹象证明中共政权的脆弱

文章列举五种迹象，证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脆弱和制度的弱点：

首先，1、中国的财金精英准备走人：2014年上海的胡润研究院发现64%的百万及亿万富翁已移民或计划移民；中国富户将子女送出海外留学的人数创记录；美国查出在南加州有成千上万中国妇女，花百万美元借旅游之名在当地产子；也有富裕的中国人在海外购置物业、隐藏金融资产、开设空壳公司等。

文章说，当一个国家有大量精英（当中有不少党员）宁愿成为财务逃犯生活在国外，就是他们对于国家和政权缺乏信心的证明。其次，2、文化、媒体的自由封锁：近年来，对互联网、社交媒体、电影、艺术和文学、宗教团体、知识份子、持不同政见者、律师、非政府组织、大学学生、藏族和维吾尔族的政治迫害被进一步加剧。中央委员会被称为9号文件的通告，严厉命令所有单位揪出西方的“普世价值”言词，包括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文章认为，只有缺乏安全感和自信的政府，才会实行这样的举动。

再者，3、虚假的晃子：David去年夏天曾出席一个《中国梦》的签名会，参与的廿多位学者假装在聆听他们的领导人的最新口号，实际发呆、身体僵硬、无聊之情溢于言表。

此外，4、植根的贪腐问题：虽然当局推动前所未有般严重和持久的反腐败运动，但问题却没有被消除的迹象。在一个经济体系完全缺乏透明度、由国家控制的媒体和缺乏法治的社会上，要将顽固植根的贪腐问题消除十分困难。

最后，5、中国经济隐忧：当局在2013年11届三中全会时曾推出巨大的经济改革建议，但成效不大。消费支出不断上升，一些财政改革虽已公布，但总体而言可以用“胎死腹中”形容。

文章认为，当局改革方案挑战的是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包括国有企业和地方的党员干部，这些人意图阻碍改革实施也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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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出现这种塌方式腐败，其之母又是什么？王儒林回应道，买官卖官是腐败之母。正是这个腐败之母而大批量地生产出了山西的塌方式腐败。

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在山西当书记最棘手、最头痛的事又是什么？一言以蔽之，还是山西官场的用人选人。

王儒林诉苦道，受反腐影响，山西省管干部空缺近300名，如何选人用人是目前面临的最棘手问题。

这300人又将从哪里选呢？又如何从山西腐败的塌方区选拔出污泥而一尘不染的人？

王儒林抓住的一个根本是买官卖官这个腐败之母。他的下一步抓法是将继续坚持从严治吏，在选人用人上下工夫，绝不会搞政治运动，也不搞人人过关。现在的最大困局是，目前空缺的岗位中有3位市委书记，16位县委书记，13位县长，这些岗位不能长期空缺，但也不能今天提起来，明天又进去了。

很多腐败分子都具有多种面具，隐蔽性很强，以致今天提起来，明天又进去的事，在当下的官场也更是屡见不鲜。

山西官场就曾多发这种用人失察的后悔事。比如，一个职位，考察名单上有个排名比较靠前的干部，刚上名单半个多月，就牵进去了。还有一个自荐的干部，他说自己肯定没问题，这人各方面评价也不错，进入考察名单一个月也掉进去了。

为什么会屡屡用人失察呢？据悉，一些媒体甚至拎出“山西有好几千人都上了纪委黑名单”的说法请省委书记王儒林回应。

说穿了是因为山西当下的官场，清廉难做官，做官难清廉，通过权力寻租、买官卖官、官商勾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等链条，大都一条线、一条龙式的同腐败、共命运起来了。不腐败，进不了圈子，入不了官场。如此从村乡、到县市，从煤炭交通，到组织纪检，大都共贪共腐了，又岂能在这种官场生态链上找好人、用对人。

由此可见，一些地方官场自身就是一个生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流水线，大工厂，单单空降几个书记、省长，又岂能从根本上、源头上解决问题。所以，要想根治当下官场的腐败顽疾，千万不能再在台上高谈阔论什么权力任性、大道至简、权力进笼、较真纪律、较真规矩、追究责任之类的空话、套话、假话了，塌方式腐败的层出不穷，根子是选人的机制，监督的机制，是什么人在选人，是不是真正的民主选人，有没有从体制内外培植一竿子独立性的力量来真正有权威、有力量、有平台地监督官员权力的寻租与任性。依法治国、简政放权，不能简单地搞成向地方、向市场放权，更重要、更根本的一条是向人民群众，向社会媒体放还监督官员权力寻租、任性的权利，要向人民群众放还他们用于正当防卫官员任性权力侵害他们合法权益的自卫权。人民监督、自卫的权利强大了，官员的权力才不任性，才会规矩。这应该是中国的依法治国以及人民当家做主的真义及取向。如果能够进行这种意义的改革，官场塌方式腐败的现象才可能在体制内外的共同监督、规矩之下，而逐步、彻底绝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