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当疫情出现时,上海还是以小范围的“精准防控”为主要方法,但在检测速度上已出现滞后问题(3月1日到3月4日已出现跨区传染,从普陀到嘉定),但是市政府还是未打算分区管控,依旧认为还在可控范围内。
当3月11日华庭宾馆出现疫情时,由于地处附近2公里范围内有10个地铁站,连接着6条地铁线,制造了快速传播的条件,但是市政府还是未打算采取分区封控。
当三月中旬过后,上海出现了对外疫情溢出,波及到了周边各省市,但是市政府还是没有采取分区封控。
上海市中心的老旧城区,由于居住条件有限,外加大量公用设施(公用厨房和公用厕所),开始出现了疫情失控,“精准防控”已明显失守了。
4月1日起,上海开始了“亡羊补牢”式的自救,但由于前期准备不足,基层长期处于松散组织状态(小政府大社会形式),对于严格的封控完全没有做好准备(e.g. 2千多人的社区,只有几个居委干部和义工),导致了严重的组织混乱和一线人员严重短缺(e.g. 检测医护人员,物流运输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
4月4日,全国各地的增援到沪,“大上海保卫战”正式开打。
6月24日,首日“双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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